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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校友風采 > 萃英記憶

                    胡之德:拼的人生沒有怕

                    發布日期:2019-01-04

                    校報記者 任妍

                    校報記者團 蔣云鑫 陳雅

                    志長不怨嘆,有膽才能搏。

                    每日急匆匆,稻香風雪中。

                    波浪人生獨風景,把酒對長天。

                     胡之德,1985年3月至1993年4月任蘭州大學校長,是一位在蘭州大學辦學史上有著舉足輕重地位的人物。

                     1952年考入蘭州大學化學系,胡之德有幸成為新中國“高考時代”的第一批大學生里的一員。

                     大學時代,對黨和國家樸素的感情、對上大學機會的格外珍惜、對知識的高度渴望……種種因素纏繞交錯,在當時蘭州大學極端艱苦的生活學習條件下促成了一個近乎瘋狂的“學習場”,胡之德在這個“學習場”中很快嶄露頭角。

                     1956年,胡之德大學畢業留校任教,直至幾乎整個60年代,他的主業是“學做一名老師”、完成了從“教師”到“老師”的過渡,同時在儀器設備極其簡陋的條件下開啟了科研生涯。

                     70年代,文革的沖擊使胡之德不得不走下講臺,但對學校的熱愛和對未來的真知灼見使他始終堅守在實驗臺上,終于迎來了“科學的春天”。

                     1985年,胡之德出任蘭州大學校長,任上他做了一件“我自己感到最滿意的事”,那便是頂著各方壓力破格晉升了91位35歲以下沒有科研成果或科研成果較少的教師的教授和副教授,時至今日,這91人中已經走出4位院士。

                     1993年從校長任上退下來之后,胡之德回歸“老師”,培養博士研究生50余人、與11位博士后合作開展工作、發表SCI論文400余篇,是Elsevier公布高被引作者之一。撰寫5本業務著作、合作編著3本高等教育管理類專著、發表教育方面的文章40余篇……

                     2005年,胡之德正式退休,持之以恒的學習精神和“活到老干到老”的昂揚斗志使他退而未休,組建并帶領甘肅省老教授協會的老專家老教授到農村去從事“兩基教育”、開展青少年思想素質教育、推動農業科學技術為三農服務、組織教授醫療隊為農民診療治病,提高基層醫療管理水平……在盡心竭力為地方服務中得到了中共中央組織部的表彰和時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國家副主席習近平同志的高度贊揚。

                    “高考時代”的第一批大學生

                     在我國高校招生考試史上,1952年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年份,它形成了高考制度的基本框架,成為新舊招生制度的分水嶺,標志著我國“高考時代”的開始。胡之德便是這“高考時代”的第一批大學生。

                     1931年12月24日,胡之德出生于四川榮縣一個普通的農民家庭,從小就隨祖父和父親做農活。1948年底,胡之德從高中失學在家,就又操起了農具。1951年9月,四川榮縣中學復學,胡之德得以重返學校,但由于環境的特殊性,“復學的一年里其實并沒有學到什么知識”,一年后便參加了高考。

                     解放初期的中國迫切需要有知識、有文化的人來建設國家,所以“國家動員所有的高中畢業生和同等學歷的學生都參加高考”。高考前兩個月,四川省按川東、川南、川西、川北四個行署進行劃分,每個行署所轄區域的學生集中在行署所在地進行培訓,胡之德所在的榮縣屬于川南行署。“培訓內容主要是政治課,一是新民主主義革命論,二是社會階級發展史,三是共產黨簡史,這些課程在國民黨時期都沒有學過”。兩個月培訓結束,正式參加高考,“高考除了這三門課,也考數學、物理、化學。考完后國家并沒有公布成績,只是將參加高考的學生分成兩部分,成績較好的一部分人就直接上大學了,成績不合格的一部分人其實國家也解決了他們的上大學問題,例如我們川南行署,成績不合格的被分到哈爾濱工業大學上預科,第二年也都上大學了。我是被直接分配到蘭州大學化學系”。

                     當時的蘭州大學學生比較少,“我們來之前化學系只有十幾位老師、十幾位學生,我們這一批通過高考來到蘭大的人數是空前的,學生總人數一下子達到了七八百人”。

                    自強不息的大學生

                     1952年9月,四川省考上大學的學生被集中到成都,解放軍派出了500輛大卡車,每一輛卡車里坐著32個人,“4排,每排8個人,中間兩排背靠背,邊上兩排靠車身,各自坐在自己的行李上”。浩浩蕩蕩的車隊從成都出發,行進了5日才到達寶雞,之后就分成了西北、華北、東北三隊各赴所錄取學校學習。

                     胡之德來到了坐落在甘肅省蘭州市萃英門的蘭州大學(位于現蘭州大學第二醫院)。

                     生活環境是及其艱苦的。冬天氣溫達到零下20多度,“我們南方的學生占到80%,尤其四川人多”,來蘭州之前誰都不了解這里的氣候,“所以很多人是穿著草鞋、背著草席來的”,9月份入校,10月份感冒的人便多起來了,這還沒有到更冷的時候。為了解決這一問題,學校出面和蘭州軍區協調,蘭州軍區給學生們不論男女每人支援了一套軍服和一頂帽子,“就是過去八路軍、新四軍穿的那種灰色軍服”,這下算是安全過冬了。

                     沒有自來水,不論飲用水還是實驗用水,都要師生用毛驢到黃河邊去拉,拉回來的水裝在大煤油桶里邊,“桶里一半水一半泥,把上邊的水喝了,下邊的泥倒掉,老師學生都喝這個水”,后來才用明礬澄清飲用上層清水,再后來老師們教學生用明礬處理后的清水在實驗室作蒸餾實驗,再用虹吸原理將水循環利用,“用現在的話說就是節約用水”。大家都搶著用毛驢車去黃河拉水,以此來磨礪意志,鍛煉自己。

                     “屋外大雨,屋內小雨”,便是那個年代大學生宿舍的真實寫照,女生4個人一間大約12平米的宿舍,“還算不錯了”,男生28-32個人一間大房子,每人一張床板,房子四通八達的縫子到處通風。冬天的時候,盡管大房子里生著兩個爐子,但依然阻擋不了寒氣襲人,“大家睡覺就用被子把腦袋裹起來”。起初很多南方的同學生不了爐子,“我還是生爐子的冠軍呢,不論教室還是宿舍,爐子基本上都是我生的。后來大家就都會生了,畢竟這是個簡單勞動嘛。”胡之德笑言,“大家平常走路的時候看到浮柴都會撿起來,用浮柴生火容易些,大家都很自覺地會這樣做”。

                     學習條件方面,“當時的蘭大只有三個教學樓一個禮堂,其余基本上是平房,而且那個時候的平房都是土坯磚做的”。

                     儀器設備也是非常簡陋的,滴定管、容量瓶、試管、燒杯,等等,“只有這一些最簡單的玻璃儀器,但都是從德國進口的,大家都很愛惜,輕拿輕放,沒有破碎的”。數量有限,儀器設備只能兩三個人共用一套,“但大家都要爭取做,就輪流進行”。每個人做完實驗后,會自覺將儀器清洗干凈,以便下一個人操作。

                     國家對大學生給予了生活上的保障和關懷。學生分為兩類,一類是從解放軍或地方來的帶工資的調干生,另一類不是調干生,“國家給這部分人都給了助學金”。3元、4元、6元的助學金保障了大學生的基本生活,“我是6元,最高的,其中4元用作生活費,剩下2元用來買書買文具,那時吃得很好,每日午餐晚餐均四菜一湯。”

                     在這樣的條件下,學生的學習熱情和積極性卻是很高的,“因為剛剛解放,能上大學都是黨和政府給我們提供的這樣一個機會,都很珍惜,學習都高度自覺,當時的說法是為人民服務,只有學好本領了才能為人民服務,用現在的話說就是一種自強不息的精神”。

                     從周一到周日、從早到晚爭分奪秒地學習,冬天上晚自習,“每一個爐子跟前只能圍上六七個人,到第二層后就沒有熱氣了”,但這絲毫沒有擊退大家學習的積極性,甚至晚上10點熄燈以后,大家學習的戰場就轉移到了路燈底下,“零下20多度的氣溫是個什么概念呢,黃河結冰后汽車馬車都能過去,所以在路燈下學習很多人的耳朵、手腳都凍出了凍瘡”。

                     這樣的學習風氣像強大的磁場一樣緊緊地吸引著當時的蘭州大學學生,“這是一種學習拼搏的精神”。

                     學生近乎瘋狂的學習引起了時任校長林迪生對大家身體健康狀況的擔憂,“天山堂旁邊十幾米遠處就是操場,強制要求老師學生在操場上做工間操,除此之外很少有人參加課外活動,也很少有人休息”,為此,學校后來每周六晚在至公堂舉辦跳舞活動,“除了至公堂,其他地方的電燈都關掉”,以此強迫師生到至公堂跳舞。同時,學校要求所有學生必須參加勞動衛生課程并且達標,“達不了標是不能畢業的”。

                    感受家國情懷的老師

                     被這個強大的磁場牢牢吸引著的,除了學生,還有老師。

                     “給我們上課的幾乎全都是教授,沒有助教上課,講師上課的很少。上課的教授絕大多數是從國外回來的”。

                     他們原本能夠在生活條件相對較好的國外定居,但他們選擇了坐至少一個月輪船回國,回國后又車馬勞頓來到蘭州,“當時的蘭州是很落后的地方了,為什么這么說呢?蘭州市那個時候除了五泉山有一個三層的樓房,是解放前張治中長官住的地方,再就沒有樓房了。所以當時這些人能夠到這里來并扎根一輩子,我認為都是愛國者,都是好樣的”。

                     解放不久的1952年,教授們經歷了思想改造運動,“國外回來的教授都接受了這個教育”。教育使教授們思想觀念和情感發生了很大變化,就這樣,他們心懷建設祖國、為祖國培養人才的責任感、使命感和強烈愿望,投身到蘭州大學的教育事業中來了。

                     法國回來的戈福祥教授講授《無機化學》和《工藝化學》,他是國民黨時期資源委員會的七個成員之一,“后來參與組建了中國化學會”。

                     美國回來的陳時偉教授任蘭州大學理學院院長,后任蘭州大學副校長、化學系物化教研室主任,“他親自給我們講授《物理化學》”,其夫人左宗杞教授是化學系系主任,“他們倆都是解放前中央大學派往美國伊利諾伊大學的高級訪問學者,陳時偉是學光化學的,是當時我們國家學光化學的少數幾個人之一,左宗杞是研究高溫和低溫電池的”。

                     實驗課程是由講師、助教來講授,“他們還要和學生一起聽教授講課并參與輔導答疑”。

                     老師們認真、勤奮、踏踏實實地教學,完全做到了對學生嚴格要求、精心培養。所謂精心培養,“就是老師手把手地教試劑瓶怎么洗,容量瓶怎么拿,滴定管怎么看,滴定管如何絕對校正,容量瓶和吸量管如何相對校正,等等。”

                     課下的師生關系也很融洽。老師常常到學生宿舍和學生一起學習,休息日的時候,老師還會請學生出去玩,“偶爾請學生吃紅棗”。學生生病了或有困難,“包括老師和其他學生,大家來照顧、幫忙,例如把稀飯熬好了給你送過來。師生之間沒有明顯的界限,是一種真正的師生友誼,按照現在的話說就是師生平等、師生民主、相互尊重”。

                    化學系發展的第一個學生黨員

                     1952年5月,胡之德在高中加入了共青團。

                     1952年9月初到蘭州大學化學系,胡之德被選為班長,學習努力刻苦、工作積極熱情、班級活動組織的好,很快胡之德成為化學系黨小組組長朱庭珍老師的左膀右臂,進而被學校選為團委宣傳委員,“相當于現在的宣傳部長”,得到了黨組織充分的考驗、磨礪與培養。

                     1953年5月,胡之德正式加入中國共產黨,成為化學系發展的第一個學生黨員,也是化學系除朱庭珍老師之外的唯一的黨員。此時距胡之德加入共青團剛好一年的時間。

                     用一年時間完成思想上的巨大進步和提升、進而得到黨組織的青睞和認可,與當時的社會環境息息相關,“我們是從國民黨時期過來的,我們能感覺到解放后的一切都和國民黨時期不一樣,共產黨關心每一個青年,校長對人的關心,師生之間、同學之間的友誼,在舊社會從來沒有感受過,所以就感覺一切都好得不得了,在這種情況下,對黨產生了一種樸素的感情。”無論是校長還是書記,報告中總會要求全校師生要為了國家建設努力學習掌握本領,只有這樣才能參加和做好國家建設工作,“這種樸素的講話、樸素的感情引起我們的共鳴,我們就要熱愛黨、熱愛新中國,我們唯一能做的就是用自己的實際行動來報答”。

                     正逢抗美援朝戰爭期間,這種樸素的感情全部抒發在了寫給“最可愛的人”的慰問信、感謝信中,“我們要學好,我們也要上戰場”。這樣的信胡之德寫了三封。

                     畢業前夕,根據學校的安排,生物系、數學系和化學系要成立一個支部,“三個系合起來也才有十幾個黨員”,化學系的黨員依然還只有朱庭珍老師和胡之德,胡之德任化學系黨小組組長后,“發展了若干黨員”。

                     1956年畢業時,胡之德獲得了學校的優秀畢業生獎并被告知留校工作,“還給我發了幾十塊錢”,四年未曾回家的他有路費回了趟家。

                    教學科研兩個中心

                     留校工作以后,作為助教的胡之德,工作先從學做一名“助教”開始,主要工作內容就是帶實驗課、和學生一起聽教授上課等,這樣的學習狀態持續了整整6年,直到1962年胡之德成為一名講師。

                     但是按照當時的要求,講師依然沒有上講臺授課的資格。通過進一步的學習鍛煉,胡之德迎來了上講臺之前的試講,“試講的時候教研室里所有老師都來聽課,當場提問,我試講了三次才過關”。胡之德邁出了講課的第一步。

                     在講《分析化學》基礎課時,胡之德對每一章都要推導出一兩個有代表性的公式或數學模型以表述該章的主要內容和一些實驗現象,每講一張圖、一個表格數據和一個公式時總是告訴學生其中的思路、方法和結果分析,以便使學生掌握和學習前人的科研方法,聽過他的課的學生大都認為他的教學“有系統性、理論性和啟發性”。

                     1979年第一次招錄碩士研究生。在研究生的教學中,他非常注重探索培養研究生的創造性,注意啟發學生如何由已知去探求未知知識,用已有信息去尋求規律,挖掘文獻數據的有效信息及其實用價值,提高學生的求異思維和創新性;始終將定性和定量方法結合起來,讓學生懂得如何將數據和圖表轉化為公式或數學模型,由感性認識上升為理性認識。

                     在長期的教學中,胡之德編著了《分析化學中的溶劑萃取》、《分離科學與技術概論》和《高效毛細管電泳》等分離科學的參考書。

                     在做助教期間,胡之德在左宗杞教授的指導下開展科學研究工作,“我始終堅信科學技術一定能為中國富強和人民富裕服務”。

                     在無設備、無經費的條件下,胡之德選擇了當時國內外研究極少的反相無機薄層色譜和反相紙色譜作為研究課題,用簡單的量筒和濾紙或玻璃薄板做工具,有時甚至將簡易工具搬回15平方米的家中做研究。

                     不僅如此,他還選擇新穎的高效離子交換色譜,對周期表中40余種離子進行較系統的研究,并總結出了有一定預見性和實用意義的數學模型;相繼選擇高效液相色譜中的構效關系作為課題,研究了分子連通性指數、誘導效應指數、分配系數、疏水性參數、擴展溶解度參數、酸堿參數等與色譜行為的關系,尤其對擴展溶解度參數的計算,提出了簡易的數學模型,完善和發展了前人在這一小領域的工作,計算了400多種有機物的擴展溶解度參數并用于研究其與色譜行為的關系;還研制成在線微波流動注射分析儀,用于貴金屬等的分析,制定了一系列新方法;在高效毛細管電泳的分離分析中,他結合中國的傳統中藥,將高效毛細管電泳用于秦皮、杜仲及其組織培養體系、丹參及其注射液、甘草、天麻等10余種中藥及一個方劑中復雜體系活性組分分離和測定,為中藥質量的控制和走向國際市場提供了新方法。

                     值得一提的是,在那樣一個科研工作還未能全面普及的年代,胡之德目光敏銳地捕捉到了交叉學科這個新興事物及它所具有的“綜合性、互補性、互感性、實用性、開放性、創造性、動態性、靈活性、合作意識和群體性”等特點,高瞻遠矚地看到了交叉學科在參與地方經濟建設、理論聯系實際、學科建設、師資隊伍建設、人才培養和提高教學質量等方面的地位和作用,確立了交叉學科思想并使其成為指引他開展科研工作的主導思想,“我有11個博士后,只有一個是化學學科,剩下的全都是其余學科,如農業的、生物的、數學的、物理的……各科都有”。尤其是對神經網絡的研究,更是使他的交叉學科思想發展到極致。

                     “那個時候我和研究生合作的是單層神經網絡。為什么想到這個呢?因為我認為神經網絡有可能用到未知領域,一些用傳統方法得到的結果如何將過程換成神經網絡,有可能得到更簡單明了的新結果。”事實上在做神經網絡這一研究工作之初,胡之德對此也不甚了解,但他始終相信該研究進行下去的話會有一個好的結果可以運用到分析化學上,可以預測物質的產生原因,可以找出物質出現存在先后差異的根源,“就是可以解釋一些別人解釋不了的東西”。

                     在這一過程中,胡之德充分激發了研究生的科研潛力。對于神經網絡這一“新鮮玩意”,他在自己并不太懂的情況下鼓勵學生去做,“讓年輕人去學新東西才能適應未來社會發展的需要,這是我的基本觀點。”他認為,教師在開展科研工作的過程中不能只為了做科研,有培養學生的觀點、思維、方法和境界的義務,“讓學生出去以后不吃虧”。在這樣的培養理念下,胡之德的三位研究生申請到了洪堡獎學金,“這是一個國際性的獎學金,全校也沒有多少人申請到該獎學金”。

                     持之以恒的研究工作使他和學生們共同合作先后在國內外學術刊物上發表SCI論文400余篇,先后獲部級成果獎勵6次。

                    科學的春天

                     1978大會迎來了中國的“科學的春天”,蘭州大學也迎來了科學研究成果的一個集中爆發,“當時科學大會上蘭大有25項科研成果獎,可以說是名列前茅”,胡之德從事的反相色譜與溶劑萃取的研究和與朱彭齡合作的選擇性電極研究均獲獎。

                     事實上,早在1956年毛澤東主席就號召廣大青年向“科學進軍”;周恩來總理也曾提出過在科學上要有所進步、有所發現、有所成就;中央和國務院頒布的“科學十四條”同樣指出國家的發展一定要有科研。“這就形成了兩個中心,即教學中心和科研中心,從中央到地方都是這樣”。

                     在當時經濟條件困難的狀況下,蘭大的老師們在完成教學任務的前提下,努力從事科研工作,“當時大家的想法是做一些別人沒有做過的工作,至少也是在別人的工作基礎上有所進步”,經過很長一段時間堅持不懈的探索,蘭大的老師們積累了一批科研成果,哪怕是在社會環境不利于開展科研工作的狀況下,蘭大的老師們依然沒有將實驗儀器設備束之高閣。

                     1978學大會通知一發出,“學校進行全校動員,讓大家把已有的成果都拿出來報獎,報上去批不批準不重要”。蘭州大學一共報了25項,“結果都獲獎了”。

                     喜訊傳來,一時間蘭大聲名鵲起,師生的積極性也得到了空前的發揮、鼓舞和調動。

                     但是,時任化學系副系主任的胡之德看到的、想到的卻遠不止這些,一方面基于對科學研究工作重要性的更加深刻和長遠的認識,另一方面是被入校新生一句“我們不知道有蘭州大學,是被分配到這里來的”刺痛了心靈,胡之德認識到提高學校知名度是當務之急。

                     如何提高學校知名度?胡之德有著在當時很前沿很獨特的見解:“各種刊物都是面向人類、面向世界的,如果說這些刊物中沒有中華民族的旗幟,那么我們這個民族就不能稱之為優秀民族”。因此,要通過在國外學術期刊發表文章讓別人知道你是什么單位、做什么工作,要將中華民族的旗幟插到人類科學文化寶庫之中的目的,成了胡之德要提高蘭州大學知名度孜孜不倦追求的目標之一。

                     真正推動起來卻談何容易。受社會環境和固有觀念的影響,胡之德在化學系副系主任和任校長期間鼓勵教師在國外學術期刊發表文章的行為遭到了很多老師的不解、反對、甚至唾罵,“學校大概有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反對這件事”。

                     胡之德并沒有退縮,“既然通過發表文章能夠提高學校的知名度,而且發表文章本身也不是壞事,它是人才培養的一個非常重要的環節,所以無論多難都要堅持下去,要做工作,就要聽不同意見,就要不怕罵”。

                     這種情況下,胡之德采取了獎勵措施,對在國內外學術期刊上發表文章的教師進行物質獎勵。當時物質生活條件普遍艱苦,胡之德的這種做法招來了更多、更強烈的罵聲,不退縮成了胡之德對付唾罵的有力法寶。

                     漸漸地,發表文章的人增多了,反對唾罵的人減少了。經過一段時間的積累,在學校黨委的領導下,通過全校師生的共同努力,1992年、1993年連續兩年,蘭州大學發表的SCI論文數量名列全國第三;1995年,在美國《科學周刊》評出的中國最杰出13所大學榜單上,蘭州大學位居第六。

                    五個“狀元”的年代

                     學校知名度的提高在80年代尤為凸顯,標志性事件之一便是在全國赴美留學考試中,蘭大連續5年奪得全國個人或集體第一。

                     從文革中走出來,經歷了黨的撥亂反正和平反冤假錯案,思想解放,心情愉悅的老師們深切地感覺到80年代“一切都變了”,一時間大家積極性高漲,紛紛認為應該把過去損失的時間和精力搶回來,把缺失的功課補回來,為國家的發展、蘭大的建設實實在在地干些事情,“這種精神迸發出來之后就產生了無窮的力量”,圖書館、教學樓、實驗室、家屬院夜夜燈火通明。

                     而這個階段的學生中有不少經歷過上山下鄉,“有的從初中開始就在工廠里勞動”,學生也都感覺到機遇難得,同樣迸發出了無窮的學習動力。

                     老師和學生迸發出來的拼搏奮斗精神鑄就了當時蘭大“發力”的“內功”。

                     改革開放帶來了諸多好處,一方面“國家從政策上提倡出國留學,開始往外派留學生,組織了全國赴美留學考試”,另一方面“整個社會的競爭意識、開放意識增強了。我們深切地明白學校的自然地理位置決定了通過外力來推動發展是幾乎不可能的,只能通過我們自己去努力,去修煉內功,所以就鼓勵、動員大家去競爭,去出國留學”。

                     率先參與全國赴美留學考試的是化學系、物理系和生物系。為了在這場競爭中占據一席之地,這三個系組織了一批自愿參加考試的人進行培訓,同時組織老中青三代教師在一起討論教學,“主要討論美國的化學從哪些方面努力,考試從哪個方面突擊分數會高一點,物理系和生物系也是同樣的情況”,“當時真的是老師和學生幾乎都是拼了命了,拼命的結果就是1980年大家不僅都通過了考試,而且物理系學生胡青奪得全國第一”。

                     外界“不服氣”的議論和懷疑紛至沓來,“他們覺得是我們碰巧了。”

                     第二年的考試,蘭州大學“如法炮制”,化學系學生倪鋒又是第一,“這次他們就有點驚訝了,但依然不服氣”。

                     接下來的第三年、第四年、第五年,蘭州大學年年第一,“這些學校慢慢地就不說話了,那些不服氣和懷疑的聲音消失了,學校的聲譽也就慢慢起來了”。

                     新華社記者屈維英專門撰文《蘭大為何“狀元”多》,刊登在1986年第8期《瞭望周刊》上。

                     ——蘭大學生不迷信天資,不依賴客觀條件,不企圖在學習上走捷徑,只知道扎扎實實地學,勤勤懇懇地練。

                     ——當然,蘭大也有“六十分萬歲”的學生,但學校不給他們開“綠燈”……一九八五年的千余名應屆畢業生中,就有六十多名未拿到學士證書。

                     ——與北京、上海、天津等大城市的同類大學相比,蘭大辦學條件比較差。但蘭大的千余名教師,具有強烈的獻身西北教育事業的責任心和集體榮譽感。

                     ——蘭大的領導認為,高等學校必須辦成教學、科研兩個中心,首先是辦成教學中心。

                     ——蘭大不存在“教授不教,講師不講”的反常現象,而是“非教授不能教,非講師不能講”。

                     ——蘭大在師資隊伍建設上提倡“五湖四海”,全校百分之八十的教師來自外地和兄弟院校……在學術活動方面,蘭大重視“遠緣雜交”,避免“近親繁殖”。

                     時至今日,這篇文章讀來依然令人激情澎湃,本報特將全文附于文后。

                     當時產生那么多“狀元”,用胡之德的話說,“蘭州大學并沒有什么‘獨門絕技’,就是老師愿意認認真真教,學生愿意踏踏實實學,這應該說是這個時期最基本的師生特點”。

                    破格晉升91名35歲以下教師為高職人員

                     1984年3月,胡之德任蘭州大學副校長。

                     1985年3月,胡之德任蘭州大學校長,直至1993年4月。

                     這期間有件事是胡之德自己“最為滿意的”,那便是破格晉升91位35歲以下的年輕人的高級職稱。

                     當時的狀況是蘭州大學自然科學和人文社會科學的高級職稱人員一共只有28人,高級職稱的晉升由國家教委統管,學校僅有中級及以下職稱的晉升權力,而同時只有高級職稱的人員才能申請國家基金和項目,這樣糾結的局面使“我的壓力就很大”。

                     為了學校的發展,胡之德破釜沉舟,分三批破格晉升了91位35歲以下沒有科研成果或科研成果很少、但教學水平很高的教師的高級職稱,讓其享受高級職稱最低級別的工資待遇,“確保經濟上不讓吃虧”。

                     校內晉升職稱之后,胡之德就到國家教委反反復復“跑”,爭取名額,“每次在正常下達的名額之外,再爭取到3至5名,就這樣慢慢地把名額填全了”。

                     這與當時“提職加薪就是資產階級法權”的觀念完全背道而馳。胡之德再一次招來了不滿、反對和唾罵,甚至有位老先生將口水吐到胡之德臉上,“我其實可以理解,人家教學一輩子都沒有提職加薪,所以我也就能忍下來。我這個人就是不怕罵,只要對學校有利的,誰罵我我都得這么干”。幾年之后,老先生向胡之德道歉認錯。

                     時至今日,當時破格晉升的91位高職人員中,已經產生了4位院士,“這都是這些年輕人個人努力的結果”,胡之德說道。

                    得到習近平同志的高度稱贊

                     2005年,胡之德正式退休。

                     或許對于別人而言,退休生活應該是休閑、愜意、暢享兒孫天倫之樂的狀態,而胡之德的退休生活只是從一個工作場轉移到另一個工作場,“我這個人一生始終把學習、工作作為終身的興趣、享受和快樂,所以退休以后如果沒什么事干,我會覺得很無聊。更何況自己是一個有著60多年黨齡的老黨員,要始終如一地按照黨員標準去做事,直到自己生命結束的時候都應該為社會做一些有益的工作”。

                     胡之德這種“活到老干到老”的愿望恰好與當時社會的需求不謀而合,“我退下來以后,原來國家教委的一些領導,包括后來教育部的副部長、主管高教工作的周遠清同志,希望我能把甘肅省的老教授們組織起來,為社會做些有益的工作。”

                     胡之德一方面認為做這件事是有意義的,但另一方面考慮到該工作沒有固定經費支持,在做與不做的兩難之間徘徊時,“教育部老領導三番兩次給我打電話,希望我無論如何把甘肅的老教授組織起來”。2002年,在甘肅省教育廳原廳長張昌言和老教育工作者協會的支持下,胡之德組建了甘肅省老教授協會(以下簡稱協會)。

                     俗話說“搭臺唱戲”。戲臺搭好了,怎么唱戲、唱什么戲、唱給誰聽……一系列問題接踵而至。經過反復考慮,胡之德的目光瞄向了農村,“我覺得農村、基層最需要科技文化,所以就把大家組織起來為農村做點力所能及的事”。緊接著,胡之德“硬著頭皮從省上申請了20萬元”,協會的工作經費算是有了著落。

                     大戲正式拉開帷幕。協會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兩基教育”(基本普及九年義務教育和基本掃除青壯年文盲)工作,“解決‘三農問題’,需要有科學文化知識做基礎”,基于這樣的考慮,在省教育廳和學校黨委的幫助支持下,協會開展了支持農村中小學教育的一系列工作。協會組織老教授們到農村開展各種講座,發動老教授向中小學校、尤其是貧困地區的中小學校捐贈圖書、書畫作品、課桌椅、教學設備等,并面向中小學教師開展培訓講座,促進城鄉學校對接、互相參觀學習交流等。“這些工作我覺得還是起了一定的作用的”。

                     基于“科學技術越是現代化,就越要加強下一代的思想品德教育”這樣的思想認識,協會將關注點聚焦到了青少年身上,這便是協會做的第二件事:青少年思想素質教育。“我們在省關工委的支持和領導下成立了關愛團”。胡之德被推舉為省關愛團團長。關愛團針對城市和農村的青少年開展思想素質教育,內容主要涉及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建設、國情教育、青少年的健康成長成才和創新創業等,甚至已經在監獄里面勞教的未成年人,關愛團也沒有放棄,“我們希望他們能夠總結教訓、痛改前非,早日回到家庭和社會的懷抱,做一個對社會有用的人”,顯著的教育效果證明關愛團的工作沒有白費力氣。自關愛團成立以來,青少年受眾“至少超過了26萬人次”,“就我個人來說,包括三屆本科生的入校教育,自考培訓輔導中心的報告,青少年如何健康成長、如何發揮自身潛能、如何解放思想、改革開放教育等方面的報告,聽報告人數先后約有6萬余人”。

                     在頻頻與農村的接觸中,胡之德找到了另一個落腳點,即協會做的第三件事:推動農業科學技術為三農服務。協會將全省的一些農業專家組織起來到農村開展技術指導,一方面指導河西地區的農民進行葡萄種植,進而改良葡萄品種,然后通過加工葡萄酒等措施發展葡萄產業;另一方面,協會指導東鄉縣的農民規模種植花椒、發展花椒產業,“包括如何對土地進行改良、如何種植花椒樹、如何修枝,我們總結了規律,形成了一套很好的辦法,這比單純種植玉米或者土豆收益要好很多”,花椒產業一經推廣,對當地農民的增產增收有了顯著效果,深受農民歡迎。

                     長期以來,醫療是與教育、收入等并行的困擾農村發展的重大問題之一,協助農村發展醫療衛生事業、將優質醫療資源引入農村,成了協會推動開展的第四件事。協會專門組織主任醫師級別的醫療專家到白銀、臨洮、和政、東鄉、靖遠等地開展義診服務、培訓骨干、會診病例、規范管理等舉措,實現了“送技術、送管理、送經驗、送智慧到農村去”的目的,使基層醫院的醫療水平、社會效益和經濟效益均有提升,“直接受益的患者約有兩萬人,而且對專業醫生的培訓提高了全科醫生的治療水平”。

                     協會的部分老教授們秉持著“只要對社會有利、對解決就業有利的事,我們都應該支持”的理念,在幫助民營企業發展的道路上開辟了協會的“第五戰場”。協會不僅幫助民營企業提高技術水平、促進產品的更新換代,而且在民營企業選擇項目時積極建議它們選擇“有市場需求的、民生的、綠色的、對環境友好”的項目,甚至協助它們開發新項目。協會將學校一個小型實驗室的催化劑成果送到一家民營企業應用,從小試到中試,從符合生產需求到擴大生產,經過七年的反復“折騰”,最終將該實驗室成果轉化為真正的產品,“幸虧這位民營企業老板經受住了失敗的考驗,堅持下來,才獲得了最終的成功”。在該項目的基礎上,該企業不僅成功申請了10項專利,而且解決了140余人的就業問題,“這對當地的經濟建設和發展是有意義的,也算是為國家分憂解愁吧”。

                     協會的工作觸及的遠不止這些。在胡之德的帶領下,協會助力鹽鍋峽滑坡治理中對當地居民的遷移補償事宜。鹽鍋峽水電站是我國黃河上游的一座水力發電站,因存在滑坡情況需要遷移部分居民,對這部分居民的生活造成一定影響,“我們協會就發動院士、老教授寫調查報告和意見建議,送到各級政府,一直送到中央”,為這部分遷移居民爭取到了一定的經濟補償;協會協助國家級貧困縣兩當縣做經濟建設規劃和“十一五”發展規劃。老教授們在主動深入調研兩當縣25個鎮村的基礎上,為兩當縣出謀劃策,“最后兩當縣的規劃本子經過修改以后報到省上,成了省上抓的試點,對兩當縣的發展起了一定的作用”;在甘肅省旅游產業發展、旅游資源開發方面積極提出建議、撰寫有關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青少年教育教材并在全省推廣……

                     連年來的奔走和付出帶來的不僅有實實在在的社會效益,還有熠熠生輝的頭銜榮譽:“全國銀齡行動十佳老人”、“隴原十佳老人”、“全國關工委先進個人”、“蘭州大學首屆十佳老人”……這是對一個將個人能量毫無保留地奉獻給他所鐘愛事業的老人的極大褒獎和肯定。

                     2009年,胡之德被評為“全國退休老干部先進個人”,受到了中共中央組織部的表彰,并被教育部推舉為教育界在“雙先會”上唯一的發言代表,成為最終上臺發言的五人之一。

                     時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國家副主席的習近平同志在大會講話中高度稱贊:“今天發言的蘭州大學退休干部胡之德同志,團結和組織老教授,開展銀齡援農行動,為貧困地區的新農村建設,做了大量、實實在在、富有成效的工作,他們以自己的實際行動證明,離退休干部是我們黨執政興國的寶貴資源,是推動科學發展的一支重要力量”。之后,蘭州大學老教授協會被評為“全國老教授先進單位”。

                     對此,胡之德這樣說道:“這都是在我們黨政的領導下,我作為一個教師、一名普通黨員應該做的工作。這項工作是在兄弟協會以及老專家、老教授的幫助支持下才獲得這樣一些成績。老教授協會是一個老齡高智力群體,只要你組織的好了,是一定能夠發揮作用的。所以受到表揚不僅是對我的鼓勵,也是對我們老教授協會的鼓勵;不僅是我個人的榮譽,也是老教授協會的榮譽”。

                     志膽俊馳,深情如炬。胡之德的深情,在新舊社會的強烈對比中萌芽、生發為對黨和國家的拳拳赤心,在蘭州大學學習生活工作成長的60多年來將這一腔豪情抒發為敢想、敢干、敢拼的凌云斗志,書寫為對學生、對老師、對蘭大、對甘肅、對教育事業的款款濃情,即使退休后依然堅持發揮余熱,用最純凈、最透亮的光和熱溫暖著身邊的每一個人。

                    :《瞭望周刊》1986年第8期《蘭大為何“狀元”多》

                    胡之德在做實驗

                    1987年,胡之德會見雷丁格教授

                    1987年,胡之德同謝定裕教授等合影

                    1988年,胡之德等在寧臥莊賓館(右一馬臨右二周芹香副校長右三胡之德右四邵逸夫)

                    1988年,胡之德訪德參觀

                    1988年,胡之德在聘請韓素音為名譽教授的儀式上講話

                    1990年,胡之德與李政道交流

                    2009年,胡之德被評為“全國退休老干部先進個人”

                     

                     

                    來源:蘭州大學新聞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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