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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校友風采 > 萃英記憶

                    張文軒:道德文章,氣宇軒昂

                    發布日期:2018-11-30

                    時間:2018年5月22日下午

                    地點:蘭州市九州大道居所

                    人物:張文軒

                    訪談人:閻軍

                    攝像:閻軍

                    文字摘錄:張釗 2016級漢語言文學專業學生志愿者

                    閻:張教授您好!蘭州大學檔案館正在開展一項口述檔案的搜集工作,叫做“萃英記憶工程”。具體的做法就是邀請蘭大的老先生、老校友回顧一下自己在蘭大的學習、工作和生活經歷,談一談自己對于母校和蘭大文化的看法,作為一份歷史資料在館內永久保存,以期為后來的學子和研究者們研究蘭州大學歷史和文化保存一份來自教師和校友個人的口述史資料。作為蘭大的杰出學者,我想請您談一下您的情況和想法。

                    張:很好。我住得比較遠,你們不憚辛苦到寒舍采訪,我非常感動,謝謝你們的關心。

                    蘭大求學

                    張:本人1944年出生在永登縣的一個農家。高中畢業考大學,所報第一志愿是蘭州大學中文系,正好被錄取,那是1963年的事,距今已經55年了。當時蘭大文科有三個系:中文、歷史和經濟。中文系每年招得最多,有40人,歷史、經濟各招30人。蘭大是全國十所重點綜合大學之一,其中文系歷史久遠、實力雄厚,文科的學生都比較向往。那時候的學生報中文系的目的大都是想當作家、當新聞記者、做文字宣傳工作,心目中的偶像是魯迅。魯迅原先學醫,后來為了改造國民的信仰和靈魂,提升、振奮國民精神,增強民族自信心和自強意識,他毅然棄醫從文。這個現象感人至深。我們覺得從事語言文學工作是一個非常重要而且高尚的事業,在一定程度上比從事經濟建設更為重要。

                    閻:好啊,有理想,心系國家前途與命運啊!

                    張:因此我們考上中文系,非常自豪。當時的蘭大正處在蒸蒸日上的發展階段。經過三年自然災害造成的經濟困難時期后,國家確定了“調整、鞏固、充實、提高”的八字方針,高教部出臺了“高教六十條”,給高校的發展指明了方向,制定了規范,加大了支持力度,到處出現了欣欣向榮的景象。

                    張文軒接受采訪

                    當年的蘭大中文系概況

                    張:當時我們中文系的師資力量是比較雄厚的。教職員工近90人,將近現在的一倍。本科生每個年級40個學生,學制五年,五個年級總共200名學生。學生和老師的比例是2比1的關系。

                    閻:兩個學生一個老師。

                    張:是的。原因是這樣的,當時對老師教課的要求很嚴格,老師不能每學期上課,一般上一學期課,必須備一學期的課。有的年輕老師上一學期課,要備一年的課。江隆基校長兼任校黨委書記,他提出了辦好高等教育的“八條”經驗。前兩年我寫過一篇回憶江校長的文章,照錄了這“八條”經驗,此文刊登在甘肅《檔案》雜志上。這“八條”現在看來仍然是非常先進的,對高校教學、科研的目的和思路非常清晰具體。他提出“兩人一課,一人兩課”的模式。就是說,每一門課程必須有兩個老師來擔任。這年由一位老師帶,下年由另一位帶,如果這個老師外出或者請假,那么就由另外一位老師帶。這樣以來,課絕不會落下,而且兩個老師還會有一個比較的效應,這叫做“兩人一課”。“一人兩課”是一位老師最多帶兩門課程,一門基礎課,一門專門化課。先上前者,再上后者。對老師來說,時間安排十分充足,有大量時間備課,而且還有空余時間進行學術研究。

                    當年的中文系的教師與教學

                    張:當時蘭大是西北唯一的一所重點綜合大學,國家很重視,不斷從發達地區選派優秀老師來充實蘭大師資隊伍。光1957、1958兩年,就從北京大學中文系給我系分配來研究生、本科生將近十多個。當時北大中文系分文學和語言兩個專業,學制五年,其本科生的水平不亞于今天的碩士生,其研究生水平不亞于今天的博士生。

                    我們系年輕老師占優勢,他們主要來自北大中文系,個別的來自復旦、南開等中文系。像現已85歲高齡的胡塏、吳小美教授,都是北大畢業生。現已八十三歲的林家英教授畢業于復旦中文系。系黨總支書記于之一(女)是1935年參加革命的高級領導干部,德高望重。系主任是舒連景教授,對《說文解字》有專門研究,精于先秦文學。副系主任是劉讓言教授,學貫中西,專長文藝理論,也是研究楚辭的專家,儀表堂堂。

                    我系的開課分為兩個層次:一年級到三年級是基礎課階段,四至五年級屬于專門化階段。專門化階段就是再進一步分專業,分為語言、文學兩個專業。所設課程緊扣專業特點,沒有花花綠綠的“水課”,學生都得上完,沒有挑肥揀瘦的余地。

                    閻:請您介紹一下本科主干基礎課的上課情況吧!

                    張:主干基礎課的重頭戲是“兩古”:《古代漢語》和《古代文學》(配套課是《中國歷代文學作品選》),都要上6個學期,每周5學時。我班的《古代漢語》由顧正、趙浚、祝敏徹三位老師分段講授。顧先生是北師大黎錦熙先生的高足,是一位老先生,專長文字學,英語嫻熟,也講語言理論,還會“速記”。趙先生是中年教師,既講古代漢語、又講現代漢語,專長語音部分,音韻啊、詩詞格律啊,都講得很透徹。他是我們蘭大中文系畢業的,小時念過四書,國學底子很厚,能寫舊體詩、對聯,是蘭州有名的雜家之一,還當過蘭州燈謎學會的會長。祝先生三十多歲,是著名語言學家王力先生的首屆畢業研究生。他和郭錫良是王先生專門赴武漢大學中文系挑錄的研究生。祝先生專長古漢語語法研究,是王力先生主編的、六十年以來無以替代的《古代漢語》教材的編者之一,名聞海內。我班的《古代文學》由舒連景、王秉鈞、靳爾銳三位老師分段講授,也是老中青梯隊。舒先生的講課特點是不編講義,坐在椅子上,不斷抽煙,以余冠英主編的《古代文學史》為綱領,解析要點,闡發心得,循循善誘。王先生畢業于清華大學國文系,專長唐詩研究,善寫古體詩詞,甘谷方言濃重,聲音宏亮。靳先生是本系畢業,講課生動有趣,善于和同學交流。基礎課的“兩現”指《現代漢語》和《現代文學》,都要上一年,每周4學時。我班的《現代漢語》由趙浚和謝曉安老師分段講授。謝先生畢業于北大中文系語言專業,專長語法研究,黃伯榮先生當時給五年級開《現代漢語語法研究》專題課,沒有給我們班講《現代漢語》。《現代文學》由趙君圭、胡復旦兩位老師分段講授。趙先生是武漢大學一級教授劉綬松先生的研究生。劉先生是研究現當代文學的權威。趙先生醉心于魯迅研究。據說,他把《魯迅全集》讀了十遍。我們經常問他魯迅哪一篇文章或哪一句話在哪卷,他可以馬上把它翻出來。那時候的老師,原著讀得很熟,教材吃得很透。教材是用蠟紙鋼板刻印的。

                    閻:那你們特別愛聽嗎?

                    張:當然愛聽。他講得很熟、很有激情啊!我們對魯迅更加崇拜了,課堂顯得很活躍。胡先生畢業于北大中文系,多才多藝,對戲劇、音樂都有研究,善于寫文學評論文章,是上世紀六十年代甘肅三大文藝評論家之一(另兩位是謝昌余、吳天任——吳儀的哥哥),同學們以之為榮。后來他當了蘇州鐵道師院中文系的系主任。

                    閻:中文系的主干基礎課還有“兩論”吧?

                    張:是的,指《語言學概論》和《文學概論》。給我班上《語言學概論》的是許青老師,他畢業于北大中文系語言專業,很年輕,但已在權威期刊《中國語文》上發表了兩篇論文,出版了中國第一部《詩詞格律史》。《文學概論》由惠尚學、顏廷亮兩位年輕老師分段講授。他們都是我系畢業留校的高材生,講課深入淺出,舉例豐富生動。惠先生后來調到陜師大中文系任教,顏先生后來到省社科院成了敦煌文學專家。

                    閻:當時寫作課是上一個學期,還是一年呢?

                    張:要上兩年呢。議論文、記敘文、應用文都要受到嚴格訓練,目標是要過“文字關”,即能寫出文從字順的文章來。馬志杰老師講寫作課態度非常嚴肅認真,對布置的每一篇作文都要批改。上課時選擇代表性的作文進行評講,不光講好的,也講差的,指出毛病出在哪里,不留情面。這對提高同學們的寫作水平起了十分重要的指導作用。孫家玉先生善于小說創作,其特點是每一次都讓我們寫一篇短篇小說,但他不說是寫小說,而是說寫一個故事,旨在培養學生文學想象及情節安排、塑造人物形象的能力。我有一篇作業,寫的是發生在醫院的一件事情,先生給的分數很高,說我有寫小說的潛能,我很高興。

                    閻:給你們也配有班主任吧?

                    張:當然有,名稱是“輔導員”。擔任班主任的不但有本系的教職工,也有從馬列教研室派來的老師。我們一入學的班主任是本系的柯楊先生。他是年輕老師,性格非常開朗、活潑,常到學生宿舍談心論學。他的民間文學是地道的民間文學。為啥呢?他上蘭大中文系時就跟著曹覺明、匡扶先生研習民間文學,主要研究河州“花兒”。他不是坐在房子里研究,每年都帶學生實習,到臨夏農村去采訪“花兒”歌手,住在農民家里。當時農村是集體化,集體有飼養院,院里有熱炕。他們住在熱炕上,記錄、學習農民歌手的說唱,因此他收集的“花兒”是第一手的東西。后來他出了“花兒”集,使河州傳統“花兒”得到了搶救性的收集與整理,相當有價值。柯老師能聽懂歌手所唱的每首歌詞,他自己也能唱。他去世后,我寫了挽聯為他送行。

                    柯楊老師去世張文軒撰聯為柯老師送行

                    馬列室的韓學本老師也給我們當過班主任,給我們講授《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是同學們十分尊重的良師益友。后來他當了哲學系的系主任。

                    畢業分配記憶

                    張:我們上到大四時,當時的學生,無論大學生,還是中學生,都可以免車船費到全國各地參觀訪問,發表政見。各大學都設了接待站,憑學生證接待,免費提供食宿。我和同班同學,一起到了西安、長沙、武漢、廣州、成都、上海、北京等地。瞻仰革命勝地,登臨名山大川,觀覽文物古跡,體察社情民意,采訪達人,辨別是非,見所未見,聞所未聞,獲益極多。在北京受到了毛主席乘敞篷車的接見,熱烈激動的場面,至今時浮眼前。沿途記了日記,以后我會整理成書,以存其真。

                    我畢業的時間是1968年7月份,實際推遲到12月份。分配時正趕上“四個面向”,即國家提出“到農村去,到邊疆去,到基層去,到最艱苦的地方去”,我就報名到既偏遠又寒冷的青海去了。報到后我被分配到中國人民解放軍8064部隊43分隊進行鍛煉。

                    當時部隊的口號是“備戰備荒為人民”,備戰氣氛很濃,除了常規軍事訓練外,經常半夜緊急集合拉練。部隊生活非常緊張,沒有閑暇時間。星期天要做好事,爭當“五好戰士”,所以大家星期天就找著給群眾幫忙干活。部隊講究自力更生,在遙遠的黃河上游荒灘開辦農場,修建水渠,種植莊稼,我們都去勞動。我們部隊糧食充足,比地方上吃得好。這種鍛煉,特別艱苦。但是后來想起來深感這種機會很難得,知道了軍事常識,懂得了生產技能,增強了國防意識,健壯了身體,打造了堅強意志。今天想來,受益無窮,本人特別感激黨和國家對我們的苦心培養。

                    重返校園

                    張:依依不舍地離開了部隊以后,分配到地方上工作,我當了中學老師。當時的中學初中三年,高中兩年。作為一名大學畢業生,需要教什么,就教什么。我教過物理、數學、政治,主要還是教語文。教語文最費事,教材變化快,每次都要重新備課,而且周周有作文,本本要批改,要寫評語,每天晚上都要熬到深夜。還要兼任校革委會的一些教務工作。1978年,我從廣播里聽到了恢復研究生招生的消息,倍覺興奮,因為我喜歡搞學術研究。當時國家把培養研究生看得很神圣,教育部直接布點批導師。甘肅的中文系就布了一個語言文字學點,批了兩個導師,一個是黃伯榮先生,一個是祝敏徹先生。他們是1978年國家教育部首次批準的研究生導師。

                    因為我比較喜歡古代漢語,所以就報考了祝先生的漢語史研究生。那時候考試的內容比現在多,不光考古代漢語、現代漢語、語言學概論,還要考漢語語音史、語法史、詞匯史。這是現在的碩士生、博士生上的課程。王力先生的《漢語史稿》一共三大冊,書店無貨,校圖書館里只存著一套,不能外借。這時候要復習了,我很著急,就去找了原來的教務長、當時的校革委會副主任崔乃夫(后來當了國家民政部長。他在解放前上中法大學時參加了地下黨,解放后當了程子華將軍的秘書,能力強,品位高,我非常敬重他,他對我也很關心。他專門指令圖書館把這三大本書給我調出來了,限定了十天時間,因為這是存庫的,一般不能外借。我拿到以后,連夜抄了下來。這個抄本現在還保存著呢。因為是文革后第一次招研究生,招的點很少,但報考的人很多。我們這個專業報了三十來人,只招了三名。我考了個第一名。

                    閻:您大學畢業后外語沒有丟嗎?

                    張:沒有丟。我覺得掌握一門外語就是多了一雙眼睛,教中學時我就在黃河邊獨自念俄語。當時很多人把外語丟掉了,考研時吃了虧。

                    祝先生帶研究生的方法是從王力先生那兒學的。不是每天上課,主要布置參考書目,定期答疑,鼓勵寫文章。這樣就有了個人的主動性,把學術研究的積極性調動起來了。當時我寫了一篇文章談“葉韻”的起源,祝先生覺得很不錯,就轉給了王力先生。王先生讀后,給予了充分肯定,建議在北大《語言學論叢》發表,但該學刊必須是北大校友方能刊文,所以就轉到《蘭大學報》上發表了。接著我又發表了4篇論文,進入了學術研究的高產期。

                    進修與留校

                    張:研究生畢業以后,我留校任教。另外兩位同學分別去了陜西師大和西北師大。我既講《古代漢語》,也講《現代漢語》,還開選修課《音韻學》。由于授課任務重,加之其他一些人為因素,當時失去了兩次深造機會。(一次是報考博士生),1982年國家開始招博士研究生。漢語史專業(全國)共批了三位導師:北大的王力先生、武大的黃曜先(焯)先生、復旦的張士祿先生,都是頂尖級的學者。黃先生招的是《詩經》方向,我寫過這方面的論文,又有一定文言寫作能力,黃先生慨然允諾入其門下。但系上卻不放行,黃先生連續兩年給蘭大研究生科寫信交涉,均未獲準。但先生認為,師生之誼已經確立,常賜教誨。先生去世前囑咐其子女,其書籍先讓我選取。我擇取時不由大放悲聲。(另一次是)1983年美國加州大學終身教授王士元先生受黃伯榮先生邀請到我系講學。王先生是世界著名語言學家,精通英法俄日等語言,國學深厚,愛國情篤。座談之際,幸得先生厚愛,建議學校派我去其實驗室進修,經費全由其承擔。幾經交涉,仍未得允。以后先生常寄著述,書信往還不斷。凡所請益,無不耐心指教,提升了我的學術研究水平。我譯布了王先生的一些重要論文,在學術界產生了影響。拙譯著《語言研究導論》在臺灣出版時,先生(還)寫了序言。(直到)1987年南開大學首次開設實驗語音學講習班,石峰操辦,我國實驗語音學泰斗吳宗濟先生主講,張家騄、林茂燦、瑞典的方特等著名學者參講。系方恩準我參加了這次講習班,獲得了結業證書。

                    閻:您失去了兩次外出深造機會,有情緒嗎?

                    張:有遺憾,但無情緒。未出外,但遇到了外面的兩位鴻儒大德老師,學問大有長進。我一直站在教學第一線,不光給中文系上課,還給新聞系、圖書館系授課。上課多,思路廣,接連在國內外學術刊物發表論文,充滿信心。所以提升副教授、教授職稱時,不必與他人相爭,水到渠成,未延時日。

                    閻:您留校任教后也得到了本系老先生們的獎掖吧!

                    張:當然得到了眾多前輩的指點和關懷。大學很講究歷史,歷史長,就會形成老中青梯隊,容易傳幫帶。像劉讓言、吳小美、林家英等老師,雖不屬于一個教研室,我也時沾其做人為學的恩澤。胡塏先生作為系主任辦事公允,公而忘私。他從多方面給了我支持與啟迪。他是1957年北京大學中文系畢業的研究生,講文藝學,堅持馬列主義,在《人民日報》發表重要文章。上世紀九十年代以來,文藝學領域西化嚴重,但他不忘初心,堅守馬列文論陣地,不隨波逐流,蔑視出爾反爾,為我們樹立了一個真正學者的高尚風范。去年他八十五歲壽誕時,我寫了“文正德昭”四個大字送給他,表達了我的一點點敬仰之忱。

                    張文軒寫了“文正德昭”四個大字贈送胡凱先生八十五歲壽誕表達敬仰之忱

                    蘭大工作生涯

                    張:我1995年擔任了中文系系主任,在此之前擔任的是古漢語教研室主任,語言教研室主任。我認定中文系的發展要從四個方面抓起:

                    一是要加強師資隊伍建設。當時我系師資嚴重短缺,學校只給47.8個編制。編制少,職稱名額少,都反對進人搶飯碗。像程金城、肖景龍、張進、張侃等學術骨干,都是我力排眾議調進來的。為加強師資建設,我們的另一個辦法是,把一些有潛力的年輕老師送出去,讀博深造。讀博時待遇不變,還給他們一年發五千塊錢的補貼。我反復給大家做工作,說鼓勵他們深造,是為了增強師資質量,是為了夯實學科建設基礎。

                    二是改革課程設置。我認為課程設置一定要突出中文系的特點,要強調傳統文化在中文系課程中的地位。例如,詩詞格律學一定要開。作為中文系學生,對數千年來的舊體詩詞都不懂,說不過去的。不懂格律,連古體、近體詩都辨識不出來,那以后怎么去當編輯?怎么去給學生講析唐詩?我們增設了詩詞格律課。許多學生很快步入了傳統詩歌的殿堂。中華詩詞學會選編了一部全國大學生舊體詩集,其中我系學生的作品入選最多。新開了書法課。聘請沈年潤等學者來講授。我還設計了兩門新課,一門叫“作家談創作”,一門叫“學者談學術”。我認為中文系學生不能光搞理論,也要從事創作。我們系在上世紀五六十年代培養出了一批名揚全國的作家,我們不能中斷這個傳統。“作家談創作”,是請作家直接談他自己的創作經驗,而不是照本宣科地講一些空洞的寫作理論。這樣就容易把一些愛好寫作的學生帶進文學創作的苑囿。“學者談學術”,是請知名學者談自身是如何寫作論文的。為這兩門課程聘請了一些作家、學者,來現身說法,效果極佳。這件事當時在教育部的一個簡報上作為先進經驗得到刊發。

                    第三個問題是要重視資料建設。理工科靠的是實驗室,文科靠的是資料室。我們在資料室的建設上投入很大。每年派人去北京采購書籍。通過與佛教協會聯系,給我系贈送了一部《大藏經》,免費從臺灣送來。北大的袁行霈教授來我系講學,參觀了資料室,看了我們的線裝書庫,他很羨慕,說有些書北大中文系資料室是沒有的。

                    第四個是抓學風、教態。老師上課一定要嚴肅、深沉,要傳道授業解惑,不能亂發議論。我們注重文明禮貌問題。制定了《中文系教師文明禮貌守則》和《學生文明禮貌守則》,確立了上課下課學生要起立等制度。1997年,我們舉辦了中文系七十周年系慶,在寧臥莊賓館禮堂里舉行,請了全國好多知名校友來參加,大家共同總結了中文系七十年來形成的優良學風教態。在蘭大歷史上來說,一個系進行大規模的系慶還是第一次。

                    閻:那您是怎么組織的?

                    張:主要就是籌集經費,從企業籌集,系友也支持。我們給全國著名系友發了公開信,他們很激動。我們免費為他們提供食宿。時任民政部部長的崔乃夫也親自從北京來參加會議,講了話,給我們極大鼓舞。我們舉辦了兩位老教師八十壽辰的學術紀念活動。一位是劉讓言先生,一位是王秉鈞先生,給他們披紅掛彩,致辭表敬。蘭州市的系友大都參加了這個活動。時任省教委主任的系友孫一峯熱情講話,以親身感受闡述了兩位老先生誨人不倦的育人精神,并當場答應給他們助資出書。這次活動深化了我系尊師愛生的風氣,在校內外傳為佳話。

                    通過抓這四個方面,為學科建設奠定了堅實基礎。把當時已經退休的吳小美先生請出來,建立起了現當代文學的強大學術團隊,取得了中文系的第一個博士學位點。該點成了中文系后來建立一級學科博士點的排頭兵。

                    我在中文系一共當了兩屆系主任,菲薄的能力盡量地得到了施展和發揮。這是本人甚感欣慰的一件事情。

                    身退心未退

                    我是2008年退休的,學生是不帶了,但是學校的工作還是時時關注著。我經常與年輕老師交流,討論學問,回答問題。學校曾聘我擔任教學顧問。我定時到榆中校區聽課。每次聽完后,都會認真地給授課老師指出其優點和不足,沒有一次聽完就走。有的課程我要追蹤聽兩三次,督促年輕老師提高講課的責任意識和質量。

                    退休以后,我還擔任著一些社會職務。受省長聘請,擔任了甘肅省人民政府文史研究館館員,積極參加各項調研活動,建言獻策,經常在《文史研究》上發表詩文。擔任了甘肅省語委專家咨詢委員會副主任,為貫徹落實好國家通用語言文字法,為提升我省的普通話水平和中小學生的語文水平,做了許多工作,提了許多建議。我省最近連續幾年舉行中小學生漢字大賽,在大賽上我擔任裁判長的職務。多次參加國家通用語言文字執法情況的檢查。省政府還聘我擔任甘肅省教育咨詢委員會委員,又為甘肅教育的改革和發展提供了一個獻智效力的平臺。

                    作為文科學者來說,退休對自己學術研究影響并不大,我自己家中就有上萬卷圖書,有充足的資料,足不出戶,也可以繼續做學問,每年都有新的論文發表。本人的學術興趣傾注于音韻學、方言學以及古籍整理方面,以前做了一些工作,現在繼續做。活到老,學到老;學到老,寫到老。今年春節我貼在住室大門上的對聯是:“喜迎新時代,永作好文章。”表達的就是這種心聲。

                    現在我們正處在日新月異的新時代,習總書記特別重視優秀傳統文化的傳承和弘揚,這就需要我們文科的師生和傳統文化的愛好者共同努力,去做好這方面的工作,使總書記的要求落到實處。雖然本人年逾古稀,但是有信心和精力去闡釋、宣傳優秀傳統文化,為繁榮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事業添磚加瓦。

                    閻:謝謝張老師,希望您常到學校來。

                    【人物介紹】

                    張文軒,字術遠,又字敬武,男,漢族,1944年生于甘肅永登。1968年蘭州大學中文系本科畢業,1981年蘭大中文系漢語史專業研究生畢業,獲文學碩士學位。先后師從祝敏徹、黃焯教授。曾任蘭大中文系語言教研室主任、蘭大中文系系主任、教育部教學指導委員會委員、甘肅省文聯副主席、民盟甘肅省委副主委、甘肅省人大常委等職。現為蘭大文學院退休教授、四川大學古籍研究所兼職教授、甘肅省人民政府文史研究館館員、甘肅省語委專家咨詢委員會副主任、甘肅省教育咨詢委員會委員、甘肅省隴文化研究會名譽主席等職。長期從事漢語言文字學的教學與研究工作,主講“現代漢語”、“古代漢語”、“音韻學”、“詩詞格律學”等課程。專長音韻、方言研究及古詩文寫作,具有深厚的書法造詣。在《中國語文》、《方言》、《語言研究》、《蘭大學報》、《國文天地》(臺灣)、《中國語言學報》(美國)等國內外學術刊物發表學術論文60余篇。出版《蘭州方言志》、《蘭州方言詞典》、《帝王世紀譯注》、《 帝王經界紀校譯》等著作,譯著有《語言學導論》、《聲調的音系特征》、《語言預制品及慣常思想》等。與他人合著有《詩經譯注》、《老乞大樸通事語言研究》、《應用現代漢語教程》等。近年主持完成教育部“十五”規劃項目“甘肅三聲調、二聲調方言研究”。多次獲學校教學質量優秀獎、優秀教學成果獎、甘肅省社科最高獎、甘肅省優秀圖書獎、甘肅省高校哲社優秀成果獎等獎項。

                    來源:檔案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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