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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校友風采 > 萃英記憶

                    不忘母校,堅守奮斗——校友張玉國談母校回憶與工作

                    發布日期:2018-12-29

                    時間:2018年10月18日上午10:00

                    地點:北京遼寧飯店

                    人物:張玉國

                    訪談人:閻軍

                    攝像:閻軍

                    文字摘錄整理:羅會2016級文學院漢語言文學專業學生志愿者

                    閻:張總,您好!今天我作為萃英記憶研究員到北京來采訪您,希望您能回憶一下母校生活、談一談現在的工作,為我們“萃英記憶工程”再添光輝的一筆。那現在請您談一下吧。

                    張:好的。閻老師,聽說您要采訪我,我花了些時間回憶總結了我蘭州大學中文系的四年學習生活。

                    蘭大四年:“情——學——做”

                    在這里,我想用三個字來概況和總結這四年的生活。

                    第一個字就是“情”。我覺得我在蘭州大學這四年的第一大收獲就是感情——最重要的是師生情,其次是同學情、朋友情。于我而言,這些感情非常重要,也非常珍貴。首先,我想談一談師生情。當年有很多老師都給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就選幾個我印象比較深的談一談吧。第一個是中文系的黨總支書記詹秀老師。我們大家背后都叫他“詹婆婆”,因為他非常和藹可親,對學生也特別好。有一年的半夜,我們班的一位同學到宿舍來找我,說他因為回來得晚,翻學校的后門,保安不讓,還被保安打了。我一聽就急了,然后就帶著這位同學找了個公用電話亭(那時候沒有手機,更沒有微信),撥到了詹老師家里。當時已經半夜一兩點了,詹老師已經睡覺了,但還是起來聽我講完了。他那時候都是學校的黨委副書記了,還是聽一個學生講完這個事,還說,“玉國呀,你別著急,你明天到我辦公室來,我把保衛處處長和保安叫來,你們當面說一說。”第二天,我和我同學、保衛處處長、保安就在詹老師的辦公室見面,把這件事說開解決了。這件事給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第二個印象比較深、交往比較多的老師就是閻老師您。我覺得您那時候就像母親一樣關懷學生,我是這方面受益最多的。我記得那時候沒少去您家里蹭飯吃,那時候學校食堂條件普遍有限,飯菜油水不多,這些“打牙祭”的好吃好喝對我們成長很重要。您女兒都跟我們混熟了,叫我們哥哥。我還記得,1993年的中秋節是我們在學校的最后一個中秋節,那天您請了我和其他幾個同學去您家里,飯菜非常豐盛,以解我們思鄉之情。從關心學生生活的角度來說,您給我的印象比較深。第三個是我大學四年的班主任趙小剛老師。我們除了有師生情,更像是兄弟一樣。趙老師像個大哥一樣。我記得1990年我們剛入學的時候,他的女兒剛出生,他手忙腳亂。我從小就當學生干部,是“老干部”了,就主動站出來幫助他協調處理學生入學的事情,他也任命我當臨時班長,就這樣從開始就結下了“戰斗友誼”。我們到現在還保持很好的聯系。這就是給我印象很深的幾位老師。

                    其次是同學情、朋友情。從某種意義上講,這種感情更重要、更深,因為大家是同齡人,有共同語言,又朝夕相處,一起生活了四年。現在看,可以說我人生中最好的幾個朋友都是我大學的同班同學,而且我們的友情是持續一生都不會變的,甚至在某種意義上比親兄弟姐妹感情還好。《世說新語》里面有一句話叫:“圣人無情,最下不及情;情之所鐘,正在我輩。”這是我總結的蘭大四年的第一大收獲,“情”——師生情、同學情、朋友情。

                    第二個字是“學”。我們在大學的主要任務還是讀書和學習。在這兒我想講一講當年我們中文系老師的風貌,我就舉幾個印象特別深的老師。比如說張崇琛老師,他的課講得特別好,歷史人物、文壇掌故,信手拈來,讓人感到做學問是很有意思的一件事情。我們特別愛上他的課。有些學生逃課,但張老師的課一般不逃。張老師也告訴我們做學問的方法,比如“從小處著手,大做文章”。因為作為一個本科學生,還沒有能力去構建一個龐大的理論體系,所以做學問最好的訓練是找一個很小的地方入手,把它慢慢做大、做深、做透。我們中文系每年都搞“好望角”——學生學術論文比賽,我記得有一年我寫了一篇論文,叫《古詩<上山采蘼蕪>再探》,就是吸取了張老師的這個指導,從很小的細節入手,說了一點新的想法。這篇論文得了當年的二等獎(一等獎空缺)。第二個給我印象比較深的是胡塏老師,他當時給我們講“文學概論”這門課。他一般走進教室從來不打招呼,也不點名,走上講臺,打開講義,眼睛望著天花板就開始講課了。到了下課,講義一收就走了。胡塏先生是學問大家,我們當年的《文學概論》教材就是他編的。第三個是徐家榮老師。徐老師當年講肖洛霍夫,一口四川話,講得特別有激情,給我們大家留下的印象特別特別深。再比如說,年輕一輩老師里面的魏韶華老師。我們都管他叫小魏老師,他也是很有風格的一位老師,瘦瘦黑黑的,一般嚼著口香糖進來上課。那時候他給我們講電影課,習慣于雙手摁著講臺,腳往后蹬著墻,一學期下來,墻那個地方都踩黑了。這些老師每個人都有自己不同的風格,給我的印象都很深。

                    我那時候學習成績算比較好的,基本上每學期都是一等獎學金,四年綜合測評成績也是第一名。但是,我覺得也有很大的遺憾,就是沒有很好地聽老師們的指導,利用人生中時間最充裕、記憶力最好、精力最充沛的四年,認真地讀一讀那些塑造了中華文化性格特征的文化原典:比如說“四書五經”、先秦諸子百家的文集等等。這就導致我到了中年,還在不斷地補課,從頭回來讀這些文化經典。所以我要給師弟師妹們、后來的校友們一個建議,充分利用好這四年的時間,在搞好規定課程的同時,抽時間好好地讀一些原始的經典文獻,一開始覺得枯燥,久而久之,必然對思想境界和成長有益。這個就是我想說的第二個收獲:“學”——讀書和學習。

                    第三個字是“做”。就是做學生工作。這是當年給我們鍛煉最大、并且對將來走上工作崗位用處最大的一點。我從小就是學生干部,高中二年級就遞交了入黨申請書,后來到蘭大第一年就入了黨,當時我們班所有的學生黨員都是我介紹入黨的。當年做學生工作的時候,對我影響比較大的有兩位老師。第一位是李維勇老師,第二位老師是霍紅輝老師,就是現在的文學院黨委書記。李維勇老師那時候是黨總支書記,我是比較早的學生黨員,所以那時候我跟李老師接觸比較多。霍紅輝老師那時候是團總支書記,直接指導學生工作,霍老師對我做學生工作的影響更大、更深,也更直接。當時條件有限,學生會也沒有什么經費,搞學生工作更多的是比誰更有點子、更有創意、更下工夫。在霍老師的指導之下,我們學生會做了很多工作,我個人受益也特別大,特別是在組織協調能力上。“情——學——做”這就是我對蘭大四年生活的三個字總結。

                    當年學生自己辦的文學刊物《菩提》

                    學生時代 左邊是霍紅輝老師,右邊是班主任趙小剛老師

                    閻:總結得非常好,而且給后來的師弟師妹留下了很多值得學習的地方。

                    中宣部十二載:成長、感恩

                    閻:那你畢業以后分到哪了?

                    張:中宣部。當時我們剛剛開始雙向選擇——既有學校分配的,也有自己出去找工作。我能進入中宣部,與中文系的系友推薦分不開,另外,也要滿足條件。當時中宣部專門派人來考察,指標主要有三個:第一個是學生黨員,第二個是學習成績優秀,第三個是學生干部。當時覺得能去中宣部是非常光榮的,到現在我也覺得挺幸運的,大學一畢業就能到中央機關工作。我從1994年到2006年,在中宣部工作了12年。離開的時候,按年齡算我是中宣部最年輕的兩個處長之一。

                    閻:這證明您干得相當不錯。

                    張:我覺得不只是我,我們蘭大的畢業生在中宣部的口碑都很好。在我之前進入中宣部的師兄師姐有四位,他們在部里的口碑也非常好。我們蘭大畢業生給人的印象,一是扎扎實實,跟蘭大的學風一樣,能吃苦。二是能干,進入中宣部工作的幾位蘭大畢業生,當年都是學生會主席。可以說,中宣部那時候是選了很多優秀的學生人才。

                    在那工作了12年之后, 2006年我離開了中宣部。之后出國了一段時間,然后2007年我回國,回國之后,我就加入了現在的這個公司,勵訊集團,英文叫RELX Group。它是全球最大的專業信息服務商,給科技與醫學方面的專業人員提供信息。它的總部在倫敦,是全球500強企業。這是職業上一個巨大的跨度。

                    閻:為什么要跨?您當時是怎么想的?

                    張:最主要的是想要尋求新的人生挑戰、人生路徑。但是回過頭來看,必須承認,中宣部這十二年給我的培養是最大的。如果說蘭大那四年給了我基礎性的培養,那中宣部這十二年是一種拔高性的培養。所以我非常感恩中宣部的十二年。

                    中宣部的這十二年,很多同事都給了我特別大的影響,其中影響最大的是出版局前后三任局長:高局長、鄔局長和張局長。這些都是對我的工作、人生影響特別大的人,我特別感恩他們對我的培養。我還清楚地記得,我1994年畢業后進入中宣部的第一天,被引到高局長的辦公室,推開門,有人介紹說這是高局長,我就恭恭敬敬地鞠了個躬,說高局長好。高局長急忙說,小張,咱們這不興稱職務,黨內都稱同志,你就叫我老高就行了。我的第二任局長是鄔局長,是學者型的干部,特別愛思考問題,有國際眼光。我就是在他的手下被派到了國外去學習的,通過一個國家間交換項目“中加學者交流計劃”去渥太華大學、溫哥華西蒙菲莎大學做文化政策和文化產業研究。那一年的學習結束后,我寫了四本書,今年我通過校友把書捐給了咱們學校和中文系資料室。所以我特別感激鄔局長。第三任張局長,是非常優秀的女性干部,當年我記得她被提拔為中宣部副局長的時候才36歲,非常年輕。她思想敏銳,從來不用別人給她寫稿子,把她的發言記錄下來,幾乎就是一篇首尾連貫、思路清晰的文章。她直接當過我的處長,我從她身上也學到了很多東西。當然還有其他很多同事,對我的幫助都很大,他們當中很多人,現在都在很重要的領導崗位上。

                    中宣部出版局這十二年,還培養了我對出版業的熱愛。現在的工作,已經跟傳統意義的出版沒有直接關系了,但我仍然關注出版業,也愛買書、讀書。

                    外企十二年:扎根中國、服務中國

                    我從國外返回,2007年加入了勵訊集團(RELX Group)——當時叫勵德愛思唯爾(Reed Elsevier),主要有四塊業務,我到了其中的一塊:愛思唯爾,做中國區主管戰略發展的副總裁。

                    愛思唯爾是全球最大的科技和醫學出版商。當時愛思唯爾在中國區的總裁是一位美國女士,叫Sharon Ruwart(中文名字:盧颯)。她已經離開愛思唯爾很久了,但我們現在還保持著很好的聯系。她是在1983年的時候作為交換大學生到了中國湖南,去鄉村教英文,她和她的丈夫對中國都很有感情,2004年舉家搬回中國,在中國又生活了10年。

                    Sharon于2008年離開公司,我就接替她做了愛思唯爾中國區的總裁。一般人可能沒聽說過“愛思唯爾”這個名字,但是舉幾個刊物,科學家或者科研人員就都聽過,比如說,搞醫學的肯定都聽說過《柳葉刀》(《Lancet》),《柳葉刀》就是我們的旗艦期刊。比如說搞生命科學的,肯定都聽說過《Cell》(《細胞》),那也是我們的期刊。在中國,科學家一般都用“C、N、S”這三個字母來代表全球最頂尖的三大期刊。“C”就是《Cell》,也就是我們的期刊;第二個“N”代表《Nature》;“S”代表《Science》。當時我做了總裁之后,第一個想法就是外企要“接地氣”,要在服務中國本土市場中找到發展壯大的機會。我就給愛思唯爾在中國定了兩個目標。概括成兩句話:把中國最需要的科研信息引進來,讓中國最優秀的科研成果走出去。一個”引進來”,一個”走出去”。我把它定位為愛思唯爾在中國的使命和目標。在愛思唯爾做了七年之后,我被調到了集團總部,做政府事務的高級副總裁,主管中國區的政府事務,我已經在這個位置上大概做了五年了,所以前后加起來也是十二年。

                    閻:將來的職業發展路徑是什么,打算繼續干下去嗎?

                    張:目前沒有別的打算,可能就是在這個公司繼續干下去。我簡單地介紹一下勵訊集團。概括起來有三個特點:第一是歷史悠久。勵訊集團的歷史追根溯源有四百年,集團旗下的醫學名刊《柳葉刀》,創刊于1823年。集團旗下的法律信息服務公司律商聯訊(LexisNexis),成立于1818年。幾百年來,我們都在做一件事:為專業人員提供專業信息服務。第二是品牌優秀。剛才我講了,如果提勵訊集團或者愛思唯爾這個公司的名字,可能好多人沒聽說過,但是你一提《柳葉刀》、《細胞》這樣的期刊,大家都知道。你一提下面的LexisNexis, ICIS,FlightGlobal等等專業領域的品牌,大家都很清楚。第三是大數據能力突出。集團旗下的風險業務版塊,過去三十年一直是做大數據分析的。在“大數據”這個詞熱起來之前,我們就已經靠這個“吃飯”了。勵訊集團一手擁有海量的數據,另一手有全球最先進的大數據分析技術 “HPCC”,就是High Performance Computing Cluster,中文叫高性能計算集群,兩手加到一起,大數據分析能力特別突出。如果再追加第四條的話,就是它對中國很友好。勵訊集團下邊的愛思唯爾在1985年的時候就出版了《鄧小平文選》的英文版。2009年我們又推出了江澤民主席的兩本科技書的英文版,在海外推廣。當年在德國舉辦的法蘭克福書展,我們國家出席書展的領導人是習近平主席(那時候是國家副主席)。江澤民主席特意委托他帶了那兩本科技書送給德國總理默克爾。我們現在還保留了一張習主席把那兩本科技書作為禮物送給德國總理默克爾的照片。這兩本書,一本叫《江澤民論能源》,第二本是《江澤民論信息技術發展》。只要我在勵訊集團,就會堅定不移地堅持對中國友好。外企一定要立足中國,扎根中國,服務中國,你才能做得好。

                    在中宣部十二年,勵訊集團十二年,比較幸運的是這兩個平臺都是非常高、非常大的:給了我很多機會,所以我很感激這兩個平臺。我這一輩子挺幸運的,碰到了很多好領導。現在在勵訊集團也是這樣。到了外企之后,你的信息就被獵頭公司掌握了,你就會被編進一個大的數據庫里。我現在隔三差五就會接到獵頭公司的郵件、電話或者信息,但我從來沒考慮過跳槽。因為我覺得在勵訊集團特別舒心,其中最主要的就是領導好、同事好。

                    閻:那您真是優秀,還遇到了貴人,走到哪里都有好的機遇。這于自己的努力也是分不開的。是金子,在哪兒都會發光。您不忘母校培育之恩,我們也很感動,聽說您今年回到學校來給新生講課。希望以后常回母校看看,給同學們作作報告,講講您的故事。

                    張:那是一定的。我已經47歲了,回顧過去,倒不是自己有多優秀,感覺更多的還是比較幸運。所以我特別感恩母校對我的培養,感恩中宣部對我的培養,也感謝勵訊集團給我的機會。

                    今年9月,文學院院長李利芳請我回去給2018年新生入學講話,我很高興,也很感慨。演講的末尾,我提到了北宋哲學家張載的四句話,就是著名的“橫渠四句”: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圣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我很喜歡這四句話,因為它概括出了人之所以為人的使命和特點,雖不能至,心向往之。我也想把它作為今天采訪的結尾,讓我和廣大校友們一起共勉!

                    【人物簡介】

                    張玉國,男,漢族,吉林通化人。現任勵訊集團(RELX Group)中國區高級副總裁,主管政府事務。1990-1994年,就讀于蘭州大學中文系,曾擔任班長、系學生會主席。1994年畢業后進入中央宣傳部出版局,歷任圖書處副處長、辦公室主任。2006年離開中宣部, 2007年加入愛思唯爾(勵訊集團子公司,全球領先的科技醫學出版商),任中國區總裁。2010年創立“在華國際出版商版權保護聯盟(IPCC)”,并擔任聯盟常任主席至今。2002-2003年,曾以訪問學者身份赴加拿大參加“中加學者交流項目”(CCSEP),先后在渥太華大學和西蒙費雷澤大學學習。主要研究領域為文化產業與文化政策,曾出版《國家利益與文化政策》、《文化產業與政策導論》和《文化多樣性與人類全面發展》(譯作)等著作。

                    文/圖:王秋林

                    來源:檔案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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