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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校友風采 > 萃英記憶

                    張崇琛:徜徉于中國傳統文化之中

                    發布日期:2019-04-25

                    時間:2017年7月6日9:50

                    地點:蘭大一分部居所

                    人物:張崇琛

                    采訪人:王秋林

                    攝影:紅葉

                    文字摘錄整理:肖文峰2015級萃英學院生物班志愿者

                    王:張先生,您好。我們現在搞一項工作叫“萃英記憶工程”,這是從2012年的3月份開始做起的,它的主要目的就是請我們老先生、老校友甚至是蘭大的一些老朋友,講述一下在蘭大學習生活工作的經歷和感觸等等,我們想將這些留下來,給后人們更多的了解認識蘭大的資料,感謝您接受我們采訪。請您先介紹一下自己吧。

                    瑯琊文化與家族文化——我早年成長的文化氛圍

                    張:我這個人經歷很簡單,用孔子的話來說,便是一個“東西南北之人”。籍貫山東,是為“東”;早年求學在上海、杭州,是為“南”;后長期工作在蘭州,是為“西”;又娶了一位東北太太,是為“北”。

                    我出生在山東省諸城縣的一個小鄉村,是一個貧苦人家的孩子,家里很窮,我是放牛娃出身。小時候就生活在田間,從六七歲開始就跟著父母種地、拾草、放牛,后來又一邊上學一邊到生產隊里掙工分,很艱苦。因為從小就艱苦慣了,所以不怕吃苦。

                    說到與我的成長及學術研究有關的一些因素,主要是兩個方面:一個是鄉土文化和家族文化對我的影響很大,一個是我的導師姜亮夫先生把我引向了學術研究之路。

                    先說鄉土文化。我的老家是在瑯琊地區,和趙儷生先生的老家相距只有幾十里遠。瑯琊地區的文化叫瑯琊文化,是介乎齊文化與魯文化之間的一種文化。齊文化的特點是博大、開放,是由姜太公封齊后形成的,后來又有管仲和孫武,為這一文化的代表人物。魯文化呢,是比較質實和樸厚的,也是比較固守的,相對來說不那么開放,是以周公長子伯禽封魯后而形成的,以孔、孟為代表。我的家鄉從地域上來說在齊和魯之間,在山東半島的東南部。這一地區的瑯琊文化是以秦朝設立瑯琊郡開始的,后來又經過漢魏晉、隋唐宋明清一直延續到了近代。這個文化的特點是既不同于齊文化也不同于魯文化,而又兼得二者之長。簡單地說,這個地方的民風是很古樸、淳厚的,學術上是各家思想兼容,學風上則強調學以致用,不搞那些花架子。另外,這地方的人比較謙虛、謹慎,而且遇事善于作多方面的、長遠的思考。瑯琊文化的代表人物就是諸葛亮,還有一個代表人物是王羲之。我從小就受到了瑯琊文化的熏陶,所以治學也好,做人也好,都深受其影響。

                    張崇琛夫婦與趙儷生夫婦在一起

                    再說家族文化。我家祖上在明清之際曾經是大戶人家,后來破落了,到了我父親這一代就變成貧下中農了。但是家族文化依然在傳承著。我從小受到的教育,第一就是為人要忠厚,忠厚傳家遠;第二就是不管你窮、富,詩書一定要讀。老人們常說:“三輩子不讀書就會變成驢。”我從小的時候就喜歡讀書,當時也沒什么書讀,家里有我二叔讀過的一套“四書”,即《論語》《孟子》《大學》《中庸》,線裝的。我在上初小的時候,沒有課外書看,就翻那套書。當時背了很多,但不知道是啥意思。另外,家里還有一本《莊農日用雜字》,一本《三字經》,我小時候的讀物就這些。《莊農日用雜字》將莊稼人一年十二個月干什么事、怎么干都排列出來,比如開頭就講 “人生天地間,莊農最為先。要記日用帳,先把雜字觀”,接著又說,“開凍先出糞,置下镢和锨。扁擔槐木解,油筐草繩拴。糞到南場里,搗碎使車搬”。這書我小時候全能背過,因為有插圖,覺得挺好玩的。這就是我從小受到的兩個方面的影響。

                    后來就上高小了,1956年又上初中。我從上初中的時候就開始在當地的《諸城日報》上發表文章了,記得有通訊報道、散文、小小說、詩歌等,大概一共有幾十篇。當時也不知道收集、保存,直到1997年回故鄉時,縣檔案局才給我復印了一份。我上初中是在1956年到1959年,高中是1959年到1962年。高中三年正趕上最困難時期,飯都吃不飽,餓著肚子考大學。當時報考大學稀里糊涂,家里人不懂,我也不懂,就隨便填了一個山東大學,教導主任說有一個華東師范大學在山東招生,就私自給我改成了華東師范大學,說這是全國有名的大學,而且還吃飯不要錢。我說好好好,餓得難受,吃飯不要錢最好,最后我就這樣上了華東師大。那一年,即1962年,全國的高考錄取率是最低的。我看了一個資料,那一年的錄取率是25%。具體到我們縣的那所唯一的高級中學,錄取率僅為5%,其中全國重點大學就只有我一個人。上世紀八十年代我領著孩子們回山東老家探親,在縣文化館的外墻上看到了諸城縣歷年來的升學記錄。在1962年下記著:畢業135人,升學7人,其中重點大學1人。我對孩子們說,那個1就是我。

                    中學時代的張崇琛

                    師從國學大師——我走上了學術研究之路

                    到了華東師大以后,眼界就開闊了,也接觸了很多的名師。當時給我上課的有很多老教師,因為1962年教育部提倡老教師上講臺,像教現代文學的許杰、錢谷融老師,教古代文學的徐震堮老師、葉百豐老師,還有好些老先生,他們對我的啟發確實是很大的。

                    但很可惜的是,我在華東師大,真正的讀書時間卻只有兩年,即1962年的9月到1964年8月。從1964年的9月開始,華東局要到安徽全椒縣、定遠縣去搞“四清”,因為他們的干部不夠用,就抽調我們華東師大的學生以華東局的名義下去參加“四清”工作隊。當時帶隊的是華東局書記處書記魏文伯,我們這個工作隊的隊長是陳璉,即陳布雷的女兒,她當時是華東局宣傳部文藝處的處長。還有一幫子電影演員也跟我們一起下去了,如張瑞芳、黃宗英、康泰等。搞了一期,華東局反映不錯,就讓我們接著再搞第二期。第一期是從1964年9月到1965年5月,第二期又從1965年9月搞到1966年5月,回來以后便接上了文化大革命。按照學制,我們應在1967年畢業(五年制),結果又延期了一年,到1968年9月才畢業離校。這最后一年就算是“待分配”。按照“四個面向”的要求,我被分配到了蘭州的一家國營企業,即建工部第七工程局,也就是現在七里河區的那個建筑總公司的前身。之后,從1968年到1978年這十年,我都在建工局工作。先后擔任過中學老師,局職工醫院的黨委秘書,直到1978年 “歸隊”,才就近歸到了蘭州大學(我想回山東不讓回)。

                    我是1978年11月份到的蘭大。這之前我雖然一直在做行政工作,但我的“業務”并沒有扔。我喜歡古代文學和古代文化,所以這方面的書我一直在讀,這方面的動態我也一直在關注。果然,在我到蘭大不久,便有了一個重要的機遇,也就是我說的影響我學術生涯的第二個重要因素,即有幸能師從姜亮夫先生,從而走上了古代文學及古代文化的研究之路。1979年教育部委托姜亮夫先生辦了一個楚辭研究班,時間是從1979年下半年到1980年上半年。當時從全國高校中抽調了12名講師以上的學員,我很榮幸被抽到了,遂得以有幸到杭州大學跟著姜亮夫先生學習。姜亮夫先生是清華國學研究院王國維(字:靜安)的研究生,畢業后又到蘇州拜了章太炎為師,他的兩位老師都是當時中國最頂尖級的大學者,而他自己也被國家譽為“國學大師”,所以我從姜先生那里也受益匪淺。姜先生除了給我們講楚辭外,也講音韻學、文獻學及先秦文學和古代文化。我還記得,每天傍晚,我就攙著老師沿西湖邊散步一個小時,邊走邊聊。聊的內容除學界掌故外,便是治學途徑和方法,可以說,這一小時真有“勝讀十年書”之感。

                    名師的點撥對年輕學者的治學是至關重要的。現在回想起來,姜先生對我影響最大的一點,就是強調對中國古代文學必須進行綜合研究。姜先生繼承了他的老師王國維的“二重證據法”。什么叫二重證據呢?過去我們研究學問只是根據書面文獻,王國維提出要把地上的文獻跟地下的出土文獻結合起來,這就叫二重證據。姜先生在二重證據法的基礎上又提出“綜合研究”,既包括社會科學的方法,也包括自然科學的方法,還有民俗的、國外的東西都要囊括進來。

                    我此后提出并終生奉行的大文化視野下的中國古代文學研究法,便是對王靜安先生“二重證據法”及姜亮夫先生“綜合研究”方法的繼承。我認為,研究中國古代文學不能就文學而論文學,而應該從大文化的視野來對古代文學作品進行審視。比如《詩經》、《楚辭》,它本身就是古代文化的載體,它包含的方面是很多的,只研究文學像是瞎子摸象,只摸著了一條腿,所以必須要采取多角度、多層次的方法來研究,這就包括社會科學,也包括自然科學的方法。比如我研究楚辭里面的“蘭”,就是從植物學的角度來入手的。有一段時間我就泡在蘭大生物系的資料室里面,查閱了大量的植物學方面的著作,其中包括李時珍的《本草綱目》,我從頭到尾翻了好幾遍,這樣我就把這個“蘭”搞清楚了。原來古人所說的“蘭”不是今天的蘭花,而是佩蘭,長得很高,上面開了一個大大的復傘形的紫紅色的花。這個“蘭”是可以防病治病的,“非典”時期,不管哪一個中藥方都有這一味中藥,它芳香、祛濕、解毒,可以抗病毒。因為南方地勢潮濕,所以南方人把蘭放在水里面煮,之后用這個水來沐浴,就可以防病。這樣便不難理解楚辭中為何要大量詠蘭了。這個研究方法我的很多學生也都在使用,他們中有的已是很有名的學者了。

                    1986年與姜亮夫先生在杭州

                    我的治學——以弘揚優秀傳統文化為己任

                    我這個人興趣比較廣泛,治學的面也比較散,但總的來說都是圍繞著中國古代文化的研究進行的。具體說,最主要的有這么幾個點:一個就是我們通常所說的國學,再下來就是楚辭,之后是諸葛亮研究及《聊齋》研究。此外還有《詩經》研究、蘇軾研究、清代文學研究,以及中國古代文化史、教育史研究,最后還有瑯琊文化研究,是近年來的課題。下面便舉出幾個方面來簡要加以介紹:

                    國學研究

                    國學就是以儒學為核心的中國傳統文化。這是一個民族的命脈和靈魂。中國傳統文化中的許多要素,經科學的釋讀后,都可以轉化為當代的文化資源。例如“天人合一”的觀念,和諧的思想,憂患意識,整體性的思維方式,“與人為善”的態度,“慎獨”的精神,“天下興亡,匹夫有責”的愛國主義思想,“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的人生進取精神,“地勢坤,君子以厚德載物”的博大胸懷,“殺身成仁”、“舍生取義”的高尚氣節,“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大丈夫品格,以及通過修身養性以養成完美的人格等,對提高全社會的人文素養,對增強民族凝聚力并構建和諧社會,都不失其重要價值。我研究國學就是從這一角度切入的。例如我研究伏羲,得出的結論就是伏羲時代是中國最早的和諧社會。伏羲時代和黃帝時代不一樣,黃帝時代是戰亂,許多發明如兵器、戰車、指南車,都是和打仗有關的。伏羲時代的發明則大都與民生有關,如網罟、八卦、九部治理、婚配等,所以我認為伏羲時代是中國最早的和諧社會,是中國和諧社會的源頭。再如,我將《孟子》與《史記》等有關典籍對讀以研究舜文化,不但厘清了舜的事跡,同時也明確了中華傳統美德的源頭,即“天下明德皆自虞帝始”。研究孔子方面的就更多了,如孔子的核心思想“仁”,孔子的治學方法及教學方法,還有孔子的養生之道,我都寫過文章。孔子時期人的平均年齡只有30到40歲,而他活了73歲。為什么高壽?有幾個因素:一個是健康的飲食,孔子對飲食、蔬菜是非常挑剔的,他有九個不吃,其中就包括不吃反季節的蔬菜。二是良好的生活習慣,包括穿衣服、晚上睡姿以及平時在生活場合該怎么樣,他都有一套很嚴格的生活習慣。三是他高尚的品德,即仁者壽。這對今天的人們來說,仍不失其借鑒意義。

                    此外,我對中國傳統文化中的一些要義,也作了辨正和發明。如對中庸之道,過去有種誤解,認為折中調和、不偏不倚、不左不右就是中庸之道。實際上,中庸之道是很有道理而且很有實用價值的一種學問,簡單地說就是一種動態的平衡。它教人做事既不可過頭,也不能達不到,而是要做的恰到好處。我講中庸之道時曾舉過一個例子,說這就好比我們去市場上買菜,秤桿一邊是菜,一邊是秤砣,手提著秤系,讓秤砣不停地左右移動以求得平衡,而那個平衡點就是中庸。中庸達到了,買菜的和賣菜的也就和諧了。可見中庸之道就是從兩頭往中間靠,最后找到一個平衡點。外交談判也是同樣,都是將兩個國家的利益往中間靠,靠到某一點雙方都能接受了,這一點便是中庸。國際上都說中國人很善于外交談判,這或許與中庸之道的影響有關吧。

                    再如對儒家的“慎獨”精神,我認為它可以從外在表現、理性自覺以及精神境界三個方面來養成人的完美人格,對廉政建設也有著重要意義。東漢時有一個叫楊震的人到山東去做官,他的學生半夜去見他,并給他送金條,說:“老師,誰都不知道,你收下吧!” 楊震堅決不收,說:“天知,神知,我知,子知,何謂無知?”這就叫慎獨。所以,后來他們楊家就把“四知堂”作為堂號了。歷史上這類“慎獨”的例子還有很多,我也專門寫過文章。

                    再如對老子的“無為而無不為”思想,我也從尊重客觀規律、關注生態平衡、提升領導藝術、優化經營策略等幾個方面闡發過它的當代價值。生態惡化,人際關系緊張,是全球范圍的兩大難題,老子的思想是可以給人們提供解決這一問題的思路和策略的。至于對《周易》的文化精神及其當代價值,我也做過一些研究。

                    這些年來,有不少地方和單位請我去講國學,我每次都強調,國學既是文獻的學問,又是德性的學問,更是養成完美人格和延續民族文化傳統的學問。對待國學,不但要準確理解,大力弘揚;同時也要聯系實際,付諸實施,并使其常新。正如章太炎先生所說的:“國學不尚空言,要在坐而言者,起而能行。”

                    2007年11月在北京參加中央文史館國學論壇

                    《楚辭》研究

                    我研究《楚辭》是受我的老師姜亮夫先生的影響,所取的也是綜合研究的方法。《楚辭》這個書是一本百科全書,是楚文化乃至環太平洋文化的活化石。什么叫做環太平洋文化的活化石?我簡單作一解釋。環太平洋國家在文化上都有一些共同的特征,比如說太陽崇拜,在日本有天照大神,在中國也有日照等地名。還有神樹崇拜,中國古代認為樹是有神的,過年要祭樹神。北美國家也崇拜神樹,甚至對仙人掌也有崇拜。這是環太平洋文化的一個特點。另外還有共同的審美習俗。比如山東的大汶口文化中,當時的青年男女都以敲掉一顆門齒為美。無獨有偶,我們發現太平洋的島國上也有這個習俗,不但敲掉一顆門牙,而且還把前額涂黑,這就是《楚辭》里記的“雕題鑿齒”。而像太陽崇拜呀,神樹崇拜呀,雕題鑿齒呀,其他地方都沒有記載,唯獨《楚辭》中都記載下來了,所以說它是一個活化石。

                    基于此,我研究《楚辭》便突破了單由文學的角度來研究的局限,而改用綜合研究的方法來對《楚辭》進行全面審視。我圍繞楚辭文化這一中心,分別從哲學、政治、教育、美學、文學、歷史、地理、民俗、方言乃至植物學的角度,對《楚辭》進行了較全面、親統的研究,也取得了不少具有重大學術價值的成果。如從昆侖文化的角度以追尋楚辭及楚文化的來源,本《天問》以梳理殷先公之事跡,通過《離騷》的“神游”以探討屈原對西北地理的認識,假齊魯方音以破解《楚辭》中的疑難詞語,以嬴秦故地方言而釋《招魂》中的“些”字,由《山鬼》篇以揭示“山鬼”之原型即“野人”,以及從植物學及醫藥學的角度來研究楚騷所詠之“蘭”等,皆能言前人所未言,并拓寬了文化史研究的視野。

                    2000年在香港國際楚辭學術研討會上

                    諸葛亮研究

                    我研究諸葛亮,最早是受地域文化的啟示。諸葛亮的祖籍就在山東省諸城縣,古代叫諸縣。他祖先的那個村叫葛陂,離我的老家只有幾里路遠,這是經我考證出來的。諸葛亮的祖先原本姓葛,后來他們從諸縣南遷到了陽都,也就是現在的沂南縣,因為那里也有姓葛的,為相區別,所以就把諸縣來的葛氏稱做“諸葛”,這就是諸葛一姓的由來。諸葛亮十四歲時離開陽都,先隨其叔父到了南昌,后來又到了湖北的隆中,再后就一直在隆中隱居,直到27歲時,47歲的劉備三顧茅廬才請他出山。

                    學術界研究諸葛亮的人很多,研究的面也很廣。我主要是側重兩個方面:一是研究諸葛亮的人生及其家族。諸葛氏家族出的人很多,三國時期,大哥諸葛瑾在東吳,諸葛亮在西蜀,諸葛亮還有一個堂兄弟諸葛誕在魏國,所以當時人開玩笑說,諸葛有三,蜀得其龍,吳得其虎,魏得其狗,“龍虎狗”就是指他們弟兄三個。另外還有不少族人也在從軍或從政。諸葛氏家族是深受瑯琊文化影響的,諸葛亮本身就是瑯琊文化的代表人物。所以我是從瑯琊文化這個大背景來研究諸葛亮及其家族的,這一點學術界似乎也比較看重,連新華社等媒體都專門作了報導。二是研究諸葛亮的人格。諸葛亮的人格是非常完美的,古人已經說了,諸葛亮的人格之完美是夏商周以來“絕無僅有”的。在他身上體現出了中國人幾乎所有的美德,如忠貞、智慧、清正、廉潔、勤奮、儉樸、澹泊、謹慎等。而“忠”與“智”則是他人格最突出的特點。他死后被朝廷謚為“忠武”,又被民間稱為“智星”。其所謂“忠”,當然不能排除對君王之忠,但更重要的是他能忠于國家,忠于自己的理想、事業和職守。我們看他直到晚年,為了實現北定中原、統一中國的理想,仍親自帶兵北伐,足履隴原,并最終以身殉職,便可以體會其一腔忠心了。他的“智”,即使剔除其被小說家所夸張的部分,也還是超常的。而更為難得的是,諸葛亮能將“忠”與“智”兩者完美地結合起來。他“專權而不失禮,行君事而國人不疑”,他用自己的忠心和智慧來報效國家,來實現理想,而且“鞠躬盡瘁,死而后已”。 人之所以為人就是因為有人格,沒有人格就不成其為人了。我們現在經常講要做一個好人,做一個君子,要品德高尚,這都是對人格而言的。諸葛亮的人格在今天仍有著很強的現實借鑒意義,所以我寫了十幾篇文章專門談他的人格。至于諸葛亮的智慧,也很值得研究。今天,隨著互聯網時代的到來,人們已經看到,資本的權威正在日益為智慧所取代。當今世界,國家要想強大,人們要想致富,單憑資本的擁有已遠遠不夠,更重要的還要靠自身的智慧。因之,智慧學的研究也便被提上議程。而諸葛亮的超常智慧,恰可為智慧學的研究提供一個凡例。所以我最近又發表了一篇很長的文章——《諸葛亮超常智慧的來源》,專門談這個問題。

                    我幾十年來研究諸葛亮的成果,基本都收在今年出版的《諸葛亮之人生與人格》一書中了。

                    2002年在漢中全國諸葛亮研討會上作報告

                    《聊齋》研究

                    我研究《聊齋》注重考證。最近商務印書館給我出了一本《聊齋叢考》,基本的東西都在那里面了。我首先考證的是,《聊齋》里寫的這些故事究竟有沒有事實依據,它的本來面目是怎樣的,蒲松齡又進行了什么樣的加工,我要將這些故事進行還原。比如莫言在諾貝爾獎頒獎會上講了這樣一個故事,說是三個人在一個小廟里,狂風暴雨,小廟搖搖欲墜,三個人就說我們中肯定有一個得罪上蒼了,是誰呢?我們來占卜一下吧。于是三個人都把草帽往外面扔,看看誰的草帽會被風刮走。果然有一個人的草帽被風卷走了,剩下的兩個人就把那個人給推出去了。不料這個人一出廟門,嘩的一下廟就塌了,被推出來的人安然無恙,其余的兩人都被砸死了。莫言是我大學同學的弟弟,很會講故事,而且也深受《聊齋》的影響。他講的這個故事其實是仿照《聊齋》的。《聊齋》里有一篇叫《孫必振》,講的是孫必振過江的時候,天上降下一張金字招牌,上寫著“孫必振”三字,于是船上的人就認定是孫必振得罪上天了,忙把他從大船趕到了小船上。結果他一下船,大船就傾覆了。孫必振究竟有無其人,他渡江在什么時間,故事的本來面目又是怎樣的?我對此作出了考證。另外,對《聊齋》的文化蘊涵,我也作了發掘。我發現《聊齋》里有兩個很有趣的事情。一是《聊齋》里的狐貍精,在自報家門時都自稱是陜西人。二是《聊齋》里凡是女狐貍精都是好的,男狐貍精都是壞的。這是為什么?我便從中西交通的文化背景來找答案。中國人在傳統上常把狐貍的“狐”和胡人的“胡”聯系在一起,即所謂“狐者胡也”。因為西域來的人毛發很多,身上有狐臭,而且這些人很聰明,很會做生意,很有錢,這就和民間傳說的狐貍精形象差不多。而漢唐時期這些胡人來了以后都住在長安及其周邊,而且來了就不想走了,有的還傳了很多代,并說他們就是陜西人。這就是連狐貍精也自稱是陜西人的文化背景。而到中國來的西域女子即所謂“胡姬”,都很開放,比較活潑、外向,于是受到了中國讀書人(如李白等)的喜歡,并與書生們發生了一些戀情。對此,西域來的這些男人不能接受,就從中破壞。這樣,到了《聊齋》中便形成了女狐貍精好、男狐貍精壞的現象。類似的考證還有很多,這里就不一一細說了。

                    2001年4月在蒲松齡故居

                    瑯琊文化研究

                    前面說過,瑯琊文化是一種兼得齊魯文化之長的文化形態,我本人自幼就深受其影響。而我對瑯琊文化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兩個方面:一是理論上的闡述,包括對瑯琊之得名及其地望、瑯琊文化之形成及其特征、瑯琊文化之演變的界定與論述;二是對瑯琊地區文化名人及文化現象的梳理與研究。不料我的這一研究竟引起了青島市的重視。青島這些年經濟高速發展,他們的領導人很想找一個文化背景,因為光是土財主不行,還必須要有一個深厚的文化根基。他們找來找去便找到了瑯琊文化,又通過種種渠道找到了我。2008年他們把我給請去了,先是參觀啊,考察啊,接著給他們開了幾次座談會,最后我根據自己的研究成果指導他們寫了一部四卷本的《瑯琊文化史略》,還得了個山東省的社科特等獎。

                    這里我還想說的是,瑯琊文化確實是很值得研究的,自古及今這一文化所孕育出的文化名人很多。除諸葛亮與王羲之及其家族外,像宋代的趙明誠、張擇端,清代的劉統勛、劉墉父子,以及近代的王盡美、王獻唐、王統照、陶鈍、崔嵬、孟超等,都曾接受過這一文化的熏陶。

                    治學特點

                    下面談談我的治學特點。這問題過去媒體也多次采訪過我。簡單地說,我的治學方法實際是繼承了王靜安先生的“二重證據法”和姜亮夫先生的綜合研究方法。其治學特點,一是注重大文化視野下的中國古代文學研究,主張對古代文學作品進行多角度、多層次的綜合研究;二是主張思辨與考據的結合,既重文獻的根據,又重理性的思辨,二者缺一不可;三是主張博與專的結合,文與史的融通,并力求通過“聚合效應”以獲得新的研究成果。因為我研究的主要領域是中國古代文學及中國古代文化,而重點又在先秦,所以我特別注重文史哲的融通和多學科的介入,如民俗學、美學、語言學、地理學、歷史學、生物學、思維科學等學科,我都用在了自己的學術研究上。舉例來說吧。先秦寓言中,很多干蠢事的都是宋人(如拔苗助長、守株待兔之類),這是為什么?記得郭沫若先生曾經提出與周公有關,據我考證,也確實如此。周人推翻了殷商政權之后,曾封殷紂王的兒子武庚于殷的故地,并把武王的三個弟弟也封到周圍,史稱“三監”。但沒有料到的是,“三監”聯合武庚進行叛亂。于是周公平叛,滅武庚,又封微子啟于宋(今商丘),并把反叛的殷人即所謂“殷頑”全部遷到了商丘,這樣宋國就成為“殷頑”的大本營。但周公還是不放心,又要從輿論上把他們搞臭,讓“殷頑”失去號召力。于是,經過官方的大力宣傳,所有干蠢事的便都是宋人了。今天人們對河南同胞的偏見實源于此。

                    再如漢樂府的“孔雀東南飛,五里一徘徊”,為什么孔雀要往東南飛而不往西北飛?上世紀三十年代,陸侃如先生在法國巴黎師范學院博士答辯結束后,曾有一位答辯委員調侃說,你們中國的孔雀東南飛,為什么不往西北飛?陸侃如脫口答道:“西北有高樓,上與浮云齊。”這是玩笑對玩笑,問題沒有解決。我通過詩篇的小序和有關描寫發現,孔雀是劉蘭芝的象征,而劉蘭芝從婆家被休回娘家的路線,正是由西北往東南。這是很有意思的。這樣一來,美麗、善良的劉蘭芝在遣歸路上之依依不舍、顧盼流連,恰成了“孔雀東南飛,五里一徘徊” 的比喻意義了。再聯系到詩篇結尾焦仲卿的“自掛東南枝”,其義蘊就更清楚:這一對為封建勢力強行拆散的恩愛夫妻,真是無時無刻不在眷戀著對方呀!

                    又如古書中講的“三人行,必有我師焉”,這個“三”通常被解釋為“多”,但“三”為什么當“多”講?我研究的結果是與原始思維有關。人類早期的思維與語言和小孩子三歲之前的情形非常相近,這個我觀察過,我兒子小時候說的話,很多都是古漢語。比如小孩子把“哥哥”發成“dede”, “ge”、“de”在古漢語中是可以相通的。我還做過實驗,小孩子兩歲時剛會說話,給他糖,給一個他說一,再給一個他說兩個,再給一個他說三個,最后給他四個、五個,他還是說三個。為什么?三,多也。又,中國人的審美習俗也是有一個演變的過程的。原始社會對于美人的要求是膀大腰圓、能干活,今天的那些所謂“人比黃花瘦”的美人,古人認為是病態。所以《詩經》里的美女都是“碩人”,《楚辭》中的美女都是“姱女”。還有古代神話里的“夸父逐日”,所謂“夸”就是大的意思,“父”是男子美稱。而“夸父”就是大個美男子。只有這樣的人才是美的,才能“逐日”,奶油小生怎么能逐日呢!這種以壯大為美的習俗大約一直持續到唐代,唐代的楊貴妃仍是很胖的。

                    我的教學——以優秀傳統文化育人

                    我到蘭大后,領導給我分配的任務是教先秦兩漢文學。這是中國古代文學中最“古”的一段,也是中國文化的源頭所在。雖說有相當的難度,但我還是愉快地接受了。當然,此后我的教學也并不限于此。我粗略地回顧了一下,這些年來我為本科生所開設的課程,除《先秦兩漢文學史》外,還有《傳統文化與禮儀》、《中國古代文化知識》、《古代公文選》、《楚辭研究》、《蒲松齡研究》等,為研究生開設的課程有《中國古代文化史》、《經學概論》、《古代神話研究》、《先秦散文研究》、《兩漢文學研究》、《古代文學研究法》、《中國文化經典著作選讀》、《傳統文化與現代化》等。這些課程,總的來說,都是圍繞中國古代文學及古代文化而開設的。

                    宋代的著名思想家張載曾經說過,搞教育和教學是要“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圣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這是很有道理的。我們教育的指導思想就應該放眼于“天地”和“生民”,放眼于中國傳統文化的繼承。所以我在教學中始終貫穿了一條紅線,那就是對中華民族優秀文化的弘揚,如愛國主義的傳統、熱愛和平的情懷、自強不息、厚德載物的精神,以及孝悌、仁義、誠信、禮讓的優秀品德等。為了讓學生能更好地勝任他們畢業以后的工作,我在教學中還注意培養他們的三種能力,即駕馭文獻的能力、理論思辨的能力以及實際寫作的能力。在教學內容上,我既不脫離大綱,同時又盡量將學術研究的最新成果引入課堂,并盡力做到文史哲融通。至于具體的教學方法,我的做法是“三點”,即抓住重點,突破難點,透析熱點。此外,我的每一堂課都力求要有新意,或新的觀點,或新的材料,或新的思路,總之,每堂課都有一個亮點,也就是精彩之處。這樣學生就愛聽,一堂課都不愿意缺。我把這個叫做“課眼”。小時候在家種地有“地眼”,后來讀古詩詞有“詩眼”,講課也應該有個“課眼”。學生聽了你的課后,幾十年過去,其它的東西也許會忘了,但唯獨那個“課眼”他永遠不忘。這也是多少年后老學生跟我說的。正因為我教課有這些特點,所以我教的那門《中國古代文學史》被評為省級精品課,我自己也多次獲得過省級、校級優秀教學成果獎。

                    在楚辭教學課上

                    我的業余愛好——京劇與品茶

                    王:張老師,問你一個題外的問題。您平時除了教學和科研外,還有沒有什么業余愛好?

                    張:有,不多。一是喜歡京劇。在我們老家,京劇叫“大戲”,不少男人都喜歡的。而女人們則喜歡一種叫“茂腔”的地方戲,稱“小戲”。記得小時候跟父親一起到田里干活,一出村,父親就唱起來,像《空城計》、《甘露寺》、《武家坡》等,我從小就從父親那里灌過耳音。1994年蘭大京劇社成立,水天明為社長,我和張華為副社長。1995年7月我清唱的一段《借東風》還在甘肅人民廣播電臺播出過。后來因為教學忙,我很少參加了。但京劇社的活動在張華的組織領導下一直沒有間斷,還到上海等地演出過,并獲得了“第二屆全國京劇大獎賽”的組織獎。京劇是中國傳統文化的重要載體,涵詠其中,會在不知不覺中受到傳統文化的熏陶。

                    二是品茶。上世紀九十年代,蘭州電視臺曾以“茶韻”為題介紹過我的飲茶。我認為,茶性溫柔,含蓄綿遠,品茶既有著獨特的情趣,也是領略中國傳統文化的最佳方式之一。每次與二三好友或學生靜坐聊天,一杯茶在手,那份幽韻如云、不絕如縷的感覺,常常令人陶醉。茶道還講求“澹”和“靜”,而“澹”不單指性情的恬澹,也包括對名利的澹泊;“靜”則除寧靜、純靜外,也還有靜中致遠,靜中寓動,動靜相輔而相成之義。所以,飲茶并不意味著消極和無為,相反地,倒是一種寓有創造潛能的文化生活方式。我的不少著作和學術論文都是在品茶中完成的,而我為研究生講課也常常是在茶香融融中進行的。

                    王:聽說當年“百家講壇”請您去講,結果您拒絕了,為什么?

                    張:是有這么回事。2005年的下半年,當時“百家講壇”一個記者給我來了三次電話,想讓我去講。同時邀請的還有一個人,叫易中天。第一次給我來電話時我還沒有退,便答應先考慮一下。到了最后一天下午再給我來電話,我接完電話,文學院的領導就找我談話,讓我退休了。我當時一是覺得自己年齡大了,老年人戒之在得;同時也有一點情緒,都讓我退休了,還干啥呢?因為這活我一個人也干不了,需要有聽眾,需要有單位的配合呀!所以我隨后就給那邊回話說不講了。又過了好多年,周緒紅校長來了,他聽說這事后,便讓宣傳部的領導給我打電話,說學校領導對此很重視,想讓我參加。我說我要是不退,可以去;但我已經退了,就老老實實做一個退休教師吧,不再張揚了。事情就這么回事。后來一個媒體記者聽說了,來采訪我,并登了一個整版。報紙為了轟動效應,大標題就是 “我拒絕了百家講壇”。這樣做傷人嘛!人家也是好意呢!此后我一般不再接受記者采訪了。

                    2014年的張崇琛

                    王:張老師,最后能不能和我們分享一下關于您人生的感悟?

                    張:我就信守兩條。第一,老老實實地做人;第二,認認真真地治學。做人要老實,治學要認真,都來不得半點的馬虎,都不能搞花架子。

                    王:非常感謝張老師的講述。

                    【人物簡介】

                    張崇琛,1943年11月出生,山東諸城人。1967年畢業于華東師范大學中文系,后師從著名國學大師姜亮夫先生,為王國維、章太炎先生再傳弟子。是國內外知名的中國古代文學及古代文化研究專家。蘭州大學教授、古代文學研究所原所長,甘肅省文史研究館館員。兼任中國屈原學會名譽會長、甘肅省古代文學學會榮譽會長,并為國內多所大學客座教授。曾獲寶鋼教育基金“全國高校優秀教師獎”,享受國務院頒發的政府特殊津貼。

                    主要著作有《楚辭文化探微》、《中華家教寶庫》、《中國古代文化史》、《古代文化探微》、《名賦百篇評注》、《諸葛亮世家》、《古代文化叢談》、《聊齋叢考》、《諸葛亮之人生與人格》等十余部,發表學術論文百余篇。曾擔任新華社攝制的大型電視文獻片《一代智星諸葛亮》(16集)學術顧問,2014年并應邀擔任全球華人公祭伏羲大典電視直播嘉賓。《人民日報》、新華社、中央人民廣播電臺、甘肅電視臺及《新民晚報》、《齊魯晚報》、香港《文匯報》等媒體多次介紹過其研究成果。

                    來源:蘭州大學校友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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