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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校友風采 > 萃英記憶

                    從新聞學子到新聞教育開拓者 ——劉樹田口述實錄

                    發布日期:2019-09-23

                    樊亞平 張穎

                    (本文收錄于《中國新聞教育年鑒(2017)》)


                     

                    劉樹田,蘭州大學原新聞系主任。生于1936年,祖籍山東,十歲隨父母移居上海。在復旦大學附近的居民區度過了少年和青年時代。1955年考入復旦大學新聞系,讀完五年制本科后于1960年畢業,被分配到蘭州大學中文系任教。1984年蘭大中文系新聞專業獨立為新聞系,他擔任新聞系黨支部書記。從1986年到1997年,他擔任系主任達11年之久。在這11年中,他帶領廣大師生,將蘭州大學新聞系辦成了國內新聞教育界具有重要地位和頗受認可的新聞院系。2016年,被教育部新聞傳播學本科教學指導委員會和國家一級學會中國新聞史學會聯合授予“終身成就獎”榮譽稱號。2019年,在蘭州大學110周年校慶舉辦之際,被評為“蘭州大學堅守·奮斗杰出貢獻獎”。

                    說起我這輩子,可以說,生活在兩個一公里之內。從小學到大學,生活在以復旦大學為中心的一公里以內;參加工作后,生活在以蘭州大學為中心的一公里以內。除去實習、出差等工作外,我的主要人生軌跡都是在這兩個一公里之內完成的。

                    求學歲月:從同濟附中到復旦

                    我1936年出生于上海一個普通群眾家庭。父親做生意,母親是家庭主婦,兄弟姐妹一共七個。除了弟弟、姐姐和我后來從事教育工作之外,其余四個兄弟姐妹都在部隊工作。

                    考大學前,我原本想學工科。主要因為,一,當時我就讀于同濟附中,同濟附中非常注重工科,在工科方面非常強,工科方面的老師很優秀;二,50年代中期,國家提出了“向科學進軍”的口號。當時,這個口號在全國叫得很響亮,非常吸引人,一時成為很多行業努力的方向,也成為許多年青人選擇理想時考慮的最重要因素。“向科學進軍”,學工科自然是最直接的途徑。在這種背景下,考大學時我就打算填報工科。但是,沒有料到的是,高考體檢的時候,我的身體被發現不符合工科的要求,主要是平足。學不了工科,老師說,那就學文科吧。于是,不得不考慮文科類專業。

                    準備學文科時,我也沒有很明確的目標說一定要學新聞。那時,我的興趣還是比較廣泛的,工課、理科、文科都行;文科中,也沒有對哪一個學科有特別的偏向。后來報了新聞專業,只是因為自己覺得,如果學文科,中文顯然是最基本的,而新聞專業一開始就屬于中文系,加上我喜歡接觸社會,興趣比較廣泛,因此就選了新聞。決定選新聞時,復旦自然是首選。一來,復旦離我家很近,二來,復旦新聞專業不僅在復旦是很強的,而且在全國也很強、很有名。于是,就報了復旦新聞專業,并以平均80多分的成績被錄取了。這個成績在當時復旦的錄取分里是相當高的。

                    我進復旦的時候,正好趕上學制由四年變成五年,所以,我的大學是上了五年的,從1955年一直上到1960年。雖然上了五年的大學,但真正扎扎實實的上課、學習,卻只有一年半,即1955年入學到1956年后半年開始的這一段時間。當然,這一年半里,確實學得很扎實,也學到了不少東西。那時我們同學里面有不少人水平很高,有些同學上中學的時候就在報紙上發表過好些文章,入復旦后更是勤奮。這使得我們當時整體的學習環境和氛圍很好,大家都很努力。同時,與人大新聞系較貼近政治不同,復旦新聞專業更貼近新聞業務本身,更注重實踐,學生練筆和實踐的機會較多。系里經常組織學生到《解放日報》、《文匯報》去實習,包括大實習和小實習,大實習半年,小實習經常安排在假期。復旦新聞的這種特點使我們的大學生活雖然只是扎扎實實學了一年半,但收獲還是很大的。

                    一年半之后,即從1956年后半年開始到1960年畢業,我們的大學生活基本上是在連續不斷的政治運動中度過的。1957年反右,1958年大躍進,1959年反右傾,一直“運動”到1960年畢業。因為一直搞運動,最后的畢業論文大家大都是湊合著寫了一篇交差。當然,并不是說,運動時期我們就一點東西都沒學到。復旦有個特點,無論什么運動,它不會完全放棄專業,單純去搞運動。它可以往你這邊靠,但它的業務是不丟的。其他學校一搞運動,專業學習就完全停了,復旦沒有,所以,即使搞運動的那幾年,我們的專業學習還是有的。另外,在參加政治運動過程中,我們也有收獲。運動中大家政治熱情很高,相互辯論,寫辯論文章, 經常12點之前不會睡覺。文字、思想等,在這個過程中都有所提高。

                    當然,說起在復旦的生活,至今回憶起來,收獲最大的還是上課。那時復旦很多老師的課,包括采寫編評等,都上得很好。老師們上課很認真,我們學生也非常好學。當時課程安排很緊(我指的是最開始的那一年半),每周最起碼8門課,每門課一般都在三、四個學時以上。回憶起那時不少老師的教學,我至今還記憶猶新,尤其是王中老師的課。

                    王中老師在第一學期就給我們上課,上的是《新聞理論》。王老師上課最大的特點是,特別實在,一點不教條,講得很活,從來沒有一二三四、甲乙丙丁之類條條框框。他講課從來不拿稿子,娓娓道來,完全是他自己思考出來的東西,但每當你聽完他一節課,一些觀念就不知不覺扎根在你腦海中了。每次王中老師上課的時候,不少外系的學生都跑來聽課,窗口、門口都站滿了學生。我有個自認為并不夸張的說法,從那時起一直到現在,新聞教育界里,沒有誰的課能超過王中老師的課。

                    遺憾的是,在1957年的反右運動中,王中老師被打倒了。剛開始批王老師的時候,我們學生都是“保王派”,百分之九十的學生都認為王老師的觀點有道理。王老師是老革命、老黨員,他從沒否認過報紙是階級斗爭的工具這個觀點,他只是認為,報紙不僅僅是階級斗爭的工具,還具有商品性,因此,不能把報紙僅僅看作階級斗爭的工具。像他辦報要有讀者觀念、要考慮讀者需要等觀點,也不是要否認黨性觀念,只是想對已有的黨報理論進行補充。雖然王老師的觀點很客觀,很實事求是,并不容易被批倒,但是,因為對王老師觀點的批判很快超出了觀點爭鳴的范疇,很快將王老師定性為右派、反革命,因此,我們這些年輕人也很快開始轉變立場,跟著寫批判王老師的文章,在《解放日報》等報紙上發表。畢竟,年輕人還是很單純、很幼稚的。這些事,現在回想起來,仍然感到很遺憾,由此也更加懷念王中老師。

                    到最邊遠的地方去:從復旦到蘭大


                     

                    大學生活結束時,大家都面臨確定工作去向的問題。那時大學生畢業,不像現在,需要自己到處去找工作,而是只須填報志愿,由學校分配。當時的基本情況是,越是重點學校的學生,填報志愿時越要選擇到最邊遠、最艱苦的地方去,一般會選擇去邊疆。這并不是出于強迫,當時的學生可以說個個都是一腔熱血,懷著支援國家建設的熱情,志愿到祖國最需要的地方去。

                    當時填報志愿的時候,我的第一志愿填的是西藏,第二志愿是青海,第三志愿是甘肅。填完志愿沒幾天,分配結果出來了,第一志愿、第二志愿都沒讓我去,而是讓我來甘肅。那次有四個同學分配去了西藏,都是挑的身體很好的。后來知道,之所以沒讓我去西藏、青海,主要是考慮到我身體不算太好,因此將我分到不算太邊遠的甘肅。當時學生分配,不像現在,是全家的事,父母會為此周密籌劃,勞心傷神。我當時從填報志愿一直到最終分配,父母都沒干涉,沒管,分配結果出來了,他們也沒有太多擔憂,分了就分了,服從國家分配嘛。

                    到甘肅后,單位確定在蘭州大學。蘭大中文系1959年開辦起了新聞專業,急需新聞專業教師,我被分配到蘭州大學就是為了給中文系新聞專業學生帶課。我當時主要負責《新聞理論》課的教學任務。中文系新聞專業1959年創辦后,一共招了三屆學生。1965年之后三屆學生全部畢業離校,就沒有新聞專業的學生了。雖然新聞專業沒了,中文系還讓我繼續上了一年新聞方面的課,主要是覺得上一些新聞方面的課對中文系學生很有好處,因為,當時中文系學生畢業后有很多要去新聞單位工作。一年之后,新聞方面課程停了,我開始轉到文論方面,主要是擔任馬克思主義經典文論的教學,一直延續到1983年復辦新聞專業。

                    當時停辦新聞專業,和大環境有關系。1959年創辦新聞專業是基于很多新聞單位對新聞專業人才的強烈需求,但是很快,伴隨著三年困難時期的到來,大學教育開始緊縮,很多大學50年代先后創辦的新聞專業相繼停辦。一直到“文革”結束后,伴隨著新聞事業的蓬勃發展,對新聞人才的需求急劇上升,創辦新聞專業的熱潮才重新開始,只是有些院校的新聞專業是復辦,有些是新辦。蘭大中文系也開始于1983年復辦新聞專業。

                    說到最初來甘肅工作,雖然給我分配的正式單位是蘭大,但甘肅日報當時也希望我能到他們那兒工作。于是,我就在教書之余,經常去甘肅日報跑新聞,兩頭上班。蘭大有課時,就來上課;沒課時,就出去采訪。那時,我不管上課還是出去采訪,都騎著一輛破自行車。我當時跑的是工交口,蘭州工業主要分布在西固區,因此,我那時經常騎著自行車去偏遠的西固。我一個禮拜基本跑三天,一大早就騎著自行車出發。由于很難吃到饃饃,出發前往往買四個洋芋蛋。不敢立即吃掉,一般總是留到到了蘭州主城區和西固交界的深溝橋,才在深溝橋的馬路邊把洋芋蛋吃完,然后進入西固,去蘭煉或蘭化采訪。路上一般要花費三、四個小時以上。那時候其他倒沒什么,主要是餓,不過畢竟年輕,也就熬過來了。

                    建系時光:天時、地利、人和

                    1983年蘭大決定復辦新聞專業時,還只是準備將其作為中文系的一個專業來辦,但復辦后的第一屆學生進校的1984年,新聞系卻已經誕生了。這一級學生,也就是84級,就成了蘭大新聞系歷史上的首屆學生。

                    蘭大最初準備復辦新聞專業,乃至于最終直接辦成了新聞系,既與“文革”結束后新聞戰線撥亂反正,亟需大量具備新聞學基本理念、掌握新聞工作規律和業務能力的人才這一大背景有關,也與當時教育部、甘肅省與甘肅主要新聞單位的支持密切相關,同時,也與蘭大自身的努力分不開。

                    前邊說到,蘭大最早的新聞專業,本身隸屬于中文系,后來因為經濟困難停辦了。80年代初,面對全國范圍復辦和新辦新聞專業的熱潮,蘭大也希望恢復以前停辦的新聞專業。恢復新聞專業,對中文系來說,意味著自己所屬的專業能夠較多樣化,意味著專業的拓展,因此,中文系對復辦新聞專業的熱情挺高,挺積極主動。

                    當時復辦的時候,教育部和甘肅省都很支持。教育部從地域布局角度考慮,希望能在其所屬的西北高校創辦一個新聞專業,剛開始考慮的是陜西,但陜西的高校不積極,于是就支持對復辦新聞專業很積極的蘭大。

                    從蘭大新聞專業復辦這件事看,甘肅省確實不保守。當時,甘肅省主動承諾支持蘭大辦新聞教育。這一點,與當時甘肅省委宣傳系統對新聞理論與實踐問題的重視有很大關系。當時在全國影響很大的西北五報新聞學術討論會就是甘肅省具體承辦的。那次討論會不僅來了眾多新聞單位代表,而且來了很多新聞學界大家,像甘惜分、王中等都來了。當時甘肅省還辦了一個《新聞理論與實踐》的刊物,刊登新聞理論、歷史、業務、政策等方面的文章,面向全國發行,影響很大。這些都說明,甘肅省當時對新聞理論與實踐問題的確很重視。既然重視新聞理論與實踐問題,支持蘭大辦新聞教育就是情理當中的事了。而且,當時省上的確很需要人才,這也是在給省上培養人才。

                    當時的媒體也很支持我們。那個時候,媒體和高校可謂一盤棋,就像一家人。蘭大準備復辦新聞專業時,甘肅日報社、新華社甘肅分社非常支持。當時從甘肅日報社調來了兩人,從新華社調來三人,像張默、李海峰,就是從甘肅日報社過來的,像擔任攝影課的王振山就是從新華社過來的。

                    當時新聞單位的人到高校來當老師,主要看兩個方面,一是你必須要有較好的學歷背景,倒不一定非要學新聞專業出身,但是具備較好的學歷這一點卻無論如何都不能少;二是你得對新聞專業感興趣。從這兩點看,當時從新聞單位來的幾個人,不僅具備很好的學歷背景,而且都是新聞科班出身,對新聞業務和理論都很有興趣,也很有心得。像張默、李海峰是從復旦畢業的,王振山等是從人大畢業的,他們都很出色。

                    這么多人大、復旦新聞科班出身的人共同參與復辦蘭大新聞專業,這也是為什么本來要在中文系復辦的新聞專業,最終卻直接辦成了新聞系的重要原因。當時除了從新聞單位調來的幾位人大、復旦出身的人外,還有從蘭大校部機關調來的牛振國、唐少卿和一直在中文系任教的我。牛振國、唐少卿是人大新聞專業畢業的。這么多人出身于人大、復旦新聞專業,這是后來我們與復旦、人大長期保持非常密切而良好關系的重要原因。

                    說實話,我個人當時覺得辦成隸屬中文系的新聞專業其實對新聞專業是最有利的,因為畢竟,新聞專業是離不開漢語言文學的基礎的。若在中文系辦新聞專業,就可以更方便、更充分地借用漢語言文學專業的老師的力量,這對學生是絕對有好處的。但是從新聞專業本身的發展角度來說,如果有條件辦成系,對新聞學科的發展自然是最好的。

                    從新聞單位調來的和從校部機關過來的新聞科班出身的老師,再加上從中文系分過來的一些老師,建系之初整個教師隊伍加起來有十幾個人。與現在不少新聞院系師資隊伍四、五十甚或五、六十人的規模相比,十幾個人似乎有點太少,但在當時,這個數已經是相當不錯了。當時不少大學新辦新聞專業,一般就七、八個或十余人就辦起來了。

                    雖然只有十幾個人,但大家干勁都很足,對教學工作很上心,很努力,每個人都差不多帶兩門以上的課。雖然當年本著支援國家建設的目標來到甘肅的不少人大、復旦出身的人后來大都相繼離開了蘭大,離開了西北,但在新聞系創辦之初,他們確實做了不少工作,起到了不可忽視的作用。他們是當時建系的基本班底。

                    創造光榮:全國前五,西北老大

                    從1978年到1984年蘭大新聞系創辦之前,全國恢復或新辦的新聞專業或新聞系已經有差不多10家左右。因此,蘭大新聞系的創建時間的確不如一些大學的新聞系早。但是,蘭大新聞系的起點卻比其他院系明顯要高一些,如前邊說到的出身于人大、復旦的科班教師的數量,甘肅省和教育部對我們的支持等。正因為這些,蘭大新聞系創辦之后,很快在全國新聞教育系統中獲得了眾所公認的地位。

                    從1986年到1997年,我一直擔任新聞系主任。在和全國新聞教育、新聞實踐領域很多領導、同行,包括教育部一些領導交流的時候,他們都非常認可我們的地位。在各種交流中,我們和人大、復旦新聞系的負責人完全是可以平起平坐的,他們從來不把我們看成是無足輕重的,一直對我們很重視,很尊重,是很平等的那種哥們關系。蘭州大學本身是重點學校,教育部相對也更關心些,因此,在西北,蘭大新聞系絕對算是老大了。在全國新聞教育圈,當時蘭大新聞在大家心目中也一直被排在前五,人大、復旦、廣院、武大,接下來就是蘭大。即便是武大,雖然在大家心目中排在第四,但當時武大自己并不敢說他們就比我們強。當時,我們基本上是齊名的。當然,現在不少東部發達地區的新聞院系,包括武大在內,條件確實比我們好,發展很快,這一點我們不得不承認。

                    當時蘭大新聞系之所以有這樣的地位,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我們與復旦、人大天然存在的血脈聯系和多年交流維持的良好關系。我們和人大、復旦之間的特殊情緣和血緣,以及與此相關的密切交流,是其他兄弟院系所沒有的。我們的師資隊伍本身也非常努力,不僅在教學上很努力,在課程體系、教材建設、辦系經驗等方面,我們也都取得了不少成績,兄弟院系在這些方面對我們是絕對認可的。當時幾次全國性課程改革,我們都參與其中,而且走在前面。我們既繼承和汲取了人大、復旦的不少好經驗,同時也發展出了我們自己的一些好做法。

                    我們的對外交流與學習一直抓得比較緊。我們在新聞學自學考試委員會、教指委等新聞教育領域的重要團體組織中一直處于核心地位。當時教育部委托復旦、人大創辦的教師進修班,我們積極選派年輕教師去參加、學習。當時曾選派段京肅、李文去人大學習,選派戴元光、李惠民、孔祥軍去復旦學習。這些被選派進修學習的老師大都成了新聞系的教學科研骨干和中堅力量,不少人后來相繼成為系主任、院長或副院長。戴元光等人那本被外界評價為國內第一本較為系統、深入地介紹傳播學基本理論的書《傳播學原理與應用》,就是他在復旦進修學習之后與其他學校的老師合作取得的標志性成果,外界給予的評價是很高的。

                    當時蘭大新聞系之所以獲得那樣高的地位,與我們培養的學生質量高、口碑好有更直接的關系。畢竟,新聞教育單位的核心目標與任務是教書育人,學生就是你的產品,你的產品不行,你自然沒地位,沒影響。在這方面,我們的學生很爭氣,在外界口碑很好。我們的學生當時去中央級新聞單位的很多,工作都很出色,影響很好,尤其是新華社系統。我們很多學生在新華社系統工作,干得都很好。現在新華社不少分社的社長、副社長都是蘭大新聞專業畢業生。在《人民日報》系統,我們的學生雖然沒有在新華社的多,但干得也都不錯。

                    我們的畢業生之所以口碑好、廣受歡迎,從業界的反饋和評價看,主要是因為他們具有三個方面的鮮明特點:一是專業基礎扎實,上路快,后勁足;二是踏實,能吃苦耐勞,有吃苦的作風;三是政治上比較穩當,不愛冒尖,政治方向正確。這三點到現在為止都是絕對保得住的,也是大家公認的。這幾方面特點,既和蘭大本身勤奮求實、艱苦樸素的校風有關,也與我們從事新聞教育的理念與做法直接相關。

                    我們對新聞專業的教學特點的把握,我覺得還是比較好的。我們的新聞教育,既注重理論,又注重實踐,兩頭都不偏廢。其實,新聞教育辦得好不好,這個問題的確是關鍵。這話大家平時都在說,但它絕對是最重要的,絕不是空話。有些學校,片面重視技能培養,找幾個寫作老師,覺得讓學生學會寫消息,就可以了;有的學校呢,沒有好一點的采寫編評等業務課老師,講課全是理論化的東西,從理論到理論,不注重實踐,上課基本上空對空。這些都是不行的,不可能培養出適應新聞單位需要的學生,更不可能受媒體歡迎。

                    理論與實踐結合,關鍵是要看落實,要體現在課程體系中,體現在平時的課堂教學中,體現在對學生的日常訓練中。這一點上,我覺得,我們做得一直是不錯的。比如,在如何對待實習這個問題上,我們一直安排有大實習和小實習,大實習半年,小實習主要利用假期。這個模式這么多年一直貫徹下來了。比如,為了培養學生的動手能力,在實習和課堂訓練之外,我們過去曾經探索出了一個很有效的做法,那就是辦黑板報。過去中學里大家都辦黑板報,而我們卻把辦黑板報作為對新聞專業一、二年級學生進行動手能力培養的重要方式。

                    當時規定,每個學生辦一期,寫稿子、編輯等都是學生自己干。每期黑板報出來了,大家都會駐足觀看,評頭論足。這給辦的學生很大壓力,同時也成為一種動力。辦好了,首先能獲得每天駐足觀看的師生的認可,這本身就是一種激勵。每次辦完我們還要評比,辦得好的就給獎勵。

                    黑板報版面尺寸有限,內容務求短小精悍,消息一般幾十個字。但是,你可別小看這幾十個字,要把一篇消息交代清楚,寫得生動,那是很不容易的。消息五要素也罷,四要素也罷,最主要的信息你得交代清楚,最主要的新聞價值你必須體現出來。因此,看似小兒科,真正做好卻不容易,也因此,對鍛煉學生動手能力很有效。

                    我們的新聞教育一開始就是這么做的,踏踏實實,沒有什么花架子。我們在教學方面最大的特點就是能夠把理論和理念的培養貫穿到教學實踐的各個環節中去,融化到學生的血液中去。這對于學生能力的培養是無形的。我們的學生在外界口碑好、質量高,主要原因就在這個方面。他們可能不太會說,但是他們能實實在在地干,他們拿出來的東西很好,這是最有說服力的。。

                    反思與希望:希望蘭大把這個頭帶起來

                    干新聞教育幾十年,也有一些遺憾。最大的遺憾是,幾十年來一直忙于教學、忙于培養新聞人才,對如何把新聞教育、新聞教學工作搞得更好,更符合新聞教育的規律,更符合社會對新聞教育的要求,卻缺乏深入而專門的研究。雖然蘭大新聞系和一些新聞院系一樣,有自己一些較好、較有效的經驗和做法,但從整體來看,多數情況下大家都是在摸著石頭過河,零打碎敲,缺乏對新聞教育和教學問題的系統化、專門化的研究。不研究或很少研究教學問題,這可能是文科不少學科的共同問題,只是新聞學科表現得有點突出。

                    與不研究教學相關,我總覺得一直以來我們許多新聞院系的培養目標、教學計劃、課程體系還是有問題的。新聞教育和新聞學科發展到現在,確實已經不錯了,但是我們沒有人很好地加以總結。現在最大的問題是,培養目標不明確,教學計劃和課程體系不科學,缺乏有機性。課程設置方面,想起什么課就設什么課,社會需要學生具備哪方面技能,就設一門相對應的課程,今天加一門課,明天加一門課,不同課之間的內在關系是什么,缺乏全盤的、整體的考慮。課與課之間,表面看似乎是有機的,但是究竟是什么關系,又不清楚。這些都需要有人進行深入的專門化的研究。畢竟,新聞傳播學已經成為一級學科了,在新的時代,它承擔的任務也不一樣了,因此如何使新聞傳播專業的培養目標、教學計劃、課程體系變得更加科學化、體系化,就成為亟需研究的十分重要的事。

                    我退休之前還在思考這些問題,但是這么多年來卻沒看到有多大的進展,從課程體系的建設,到每一門課程的培養目標、教學觀念、方法、途徑等,一直缺乏專門的全套的研究。無論是學科建設,還是課程體系建設,都必須有這么一套。沒有這么一套,始終成不了真正科學的東西。在我看來,課程設置應盡可能考慮得更細一些,更有針對性一些,也更具有整體性、關聯性一些。教學最講究內在聯系,而不是表面的東西。要讓課程設置更有利于學生的培養,讓一門課能帶動幾門課。新聞教育需要關注實踐領域的需要,但這個需要不是零碎的需要,應該具備長遠的、整體的眼光。應該從更大和更高層面上來考慮新聞學科和課程體系的架構,應該深入研究新聞傳播學科與相關學科的關系,使新聞教育的外延得到適當延伸。

                    學科建設和課程體系建設的最終目標是培養人才。新聞學,是一門政治性和實踐性都很強的學科。培養新聞人才,最怕培養出書呆子。我一直認為,在培養新聞人才方面,最重要的是擴展其視野,提高其認識社會、接觸社會的意識和能力。當然,文字功底是最基本的。文字功底好的同時,視野必須要開闊,要有接近群眾、接近社會的意識和能力,要接地氣,要大眾化一些。其次要有較強的判斷問題和分析問題的能力,對社會問題與現象,尤其對政治領域的問題,要有敏銳的反應,思路要清晰,出活要快。學科建設和課程體系建設必須有利于這種人才的培養。

                    這些問題,都需要有人來進行專門的研究。然而,現在很多老師大都不愿在這方面花費太多時間和功夫,大家更重視學術問題的研究,而很多學術研究的選題距離新聞教育實際和社會生活實際大都比較遙遠,這的確是個問題。我希望蘭大新聞院的老師能在新聞教育規律的研究方面下點功夫,把這個頭帶起來。

                    作者簡介:

                    樊亞平,男,漢族,博士,博士后,蘭州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教授,蘭州大學新聞傳播學一級學科負責人、學位評定分委員會主席;張穎,女,漢族,蘭州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2014級碩士研究生。

                    來源:新聞與傳播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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